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曾經，“中國”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獨行的“紅色”大國；后來，“中國”這個詞混雜了“廉價產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再后來，“中國”又與“利益攸關者”、“G2”等概念聯系在了一起。
世界的“中國觀”，經過了怎樣的60年流變？
我們采訪了幾代海外中國人——世界對中國的觀點最直接地投射在了他們身上，他們冷暖自知。
我們也考察了幾任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評斷——盡管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總在糾結中，但是老布什、小布什，都熱愛北京烤鴨。
我們還梳理了60年來海外媒體上的中國形象——“中國”前的定語，從“紅色的”轉變為“社會主義專政的”，而現在常用的一個詞，是“樂觀的”。
對中國的稱呼，在西方記者筆下，60年來不斷變換著顏色：比如“紅色”、“藍螞蟻”，還有盛行百年并不時流行的“黃禍”，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張國慶概括說：“上世紀80年代，外國記者到中國，會說，請帶我去看大熊貓；90年代，他說，請帶我去看不同政見者；到了21世紀，他會說，請帶我去商務部。”
2月1日，英國倫敦舉行的中國農歷新年慶祝活動，來自廣東的演員在2米高的梅花樁上表演舞獅。 圖/CFP
“藍螞蟻”
紅色中國是一座“螞蟻山”，而六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藍螞蟻”。“不管走到哪里，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
——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
1956年底，第一個到“紅色中國”的北美記者、美聯社的蘭卡什爾在游歷8000公里后，發表了關于中國的預見性報道：“中國就像一部由6億個零件組裝的超級機器，以最快的速度運轉著。”蘭卡什爾寫道，“6億中國人忘我地埋頭苦干，要把他們落后貧窮的祖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事實上，之前一年，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已經在報道中寫道：紅色中國是一座“螞蟻山”，而6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藍螞蟻”。“不管走到哪里，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陷入紀律的羅網中了，他們越來越柔軟、順從，最后變成一群綿羊，或者說，一座螞蟻山。”
吉蘭的觀點顯然在西方更有市場，“藍螞蟻”成為此后中國二十多年里的代名詞。特別是在美國，自1949年起，媒體不斷制造的話題是“紅色中國成千上萬的人正在忍饑挨餓”。但是，當真正的三年大饑荒發生時，西方媒體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包括極少數有幸獲得中國簽證的西方記者。
1949年，“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原則之一，原先駐中國的西方媒體記者紛紛撤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黨媒體記者才得到邀請。
因為與周恩來的交情，1956年，路透社記者漆德衛成為第一個也是當時惟一一個常駐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外國記者。“那時候，我走在大街上，經常有小孩子叫我蘇聯叔叔，而我總是要用不太熟練的中文告訴他們，我是英國人。”他說。
這個西方記者的寫作顯然與眾不同。當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漆德衛寫過《第一百零一朵花》，評述《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事件。當年因此作品被打成“右派”的27歲作家王蒙后來追憶：“漆德衛的題目起得很巧也很損，意為你要搞百花齊放，但現在出現的是一百零一朵花，不在你所允許的百朵之內。”
1956年6月，北京大學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大學教育，而漆德衛則注意到，宿舍墻上更大的口號“一切無視社會主義的言行都是錯誤的”。
很少有人注意這個警告。1958年，漆德衛離開中國的時候，王蒙被送到京郊勞改。漆德衛已經意識到反右的危險，而他沒想到的是，此后發生的“文革”在他的西方同行眼中，卻依然“充滿了烏托邦色彩”。
“烏托邦”與“另一個世界”
“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
——《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賴斯頓
1966年初，法國《十字架報》報道說：“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中國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全中國都處在一種嚴守道德的氣氛下。那里不再有縱欲放蕩的娛樂場所，不再有引人墮落的因素”。
當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時，那里交通擁擠的情況可比紐約，但1955年他再訪上海，覺得“小汽車的絕跡表示中國在新政權下倒退了一大步”，而1971年，他第6次到上海，寫道，“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問題的實質：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而是拒絕。”
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沒有廣告招牌，沒有霓虹燈，沒有資本，更重要的是，沒有色情和酒鬼。羅伯特·吉蘭一個月后到香港，才能衡量兩個世界的巨大區別：一邊對于性極度持重，另一邊則任由色情泛濫。
“在這一經過共產主義消毒的城市中，另一個世界正在形成。”羅伯特·吉蘭寫道。
不止浪漫的法國人如此，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后，到達的大批美國記者們，似乎也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事實是，對于‘文化大革命’，最有經驗的美國觀察家們一無所知，沒有新聞報道。”哈佛大學的漢學家費正清評價說。
那時，美聯社東京分社社長約翰·羅德里克報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轟動世界。他說，“尼克松將看到的中國，貧窮，但有志氣；純潔，但無產階級化；它滿懷豪邁的民族感情。”
在羅德里克眼中，紅色中國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們竟把七億多中國人養活了”，而另一個巨大成就是，“街道潔凈如洗，蒼蠅幾乎絕跡，沒有污泥、垃圾、紙碎，連人的本身也顯然干凈整潔。”他認為，尼克松可能請教周恩來如何解決吸毒問題。
羅德里驚訝于1971年的中國人能達到的罕見的一致。“每一個人都似一部大機器里的一顆螺絲釘，發揮著人們看不見的、微小的作用，使大機器順利地運轉。”
“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的稱贊的廚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詞匯完全一樣。”《芝加哥每日新聞》副經理戴德蒙說。他的文章在《紐約時報》上連載。他試圖說服讀者，以下發現并非意識形態因素，而完全是“中國人民的魅力”所致：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顯著的；中國人吃得很好；農田耕作得很細；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資是低的，但是物價也低；有存款的工人多得驚人，以及平等的社會保障。《華爾街日報》記者也看到“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的形象”。
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試圖理解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境界。《紐約時報》副社長詹姆斯·賴斯頓認為，中國最明顯的特征是朝氣。“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
外國人還參觀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華爾街日報》外事記者羅拔·基特利寫道，“在山西省，只有0.7%的黨員由于腐化、蛻變，而被清除或勸退——很難說是一個大規模的整肅。”
就連“藍螞蟻”也有了另一番解釋。《紐約時報》副社長詹姆斯·賴斯頓寫道，“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比較，他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里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學者周寧發現，正是尼克松訪華，將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在美國推向高峰。“當時美國讀者們都在想象他們的總統前往訪問的是一個無私無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國家。沒有人還愿意聽巴克利重復的1950年代邪惡中國的陳詞濫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