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與“新開端”
“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精神荒蕪的中國，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
——《時代》周刊
1970年代初到中國的外國記者迅速增多，他們幾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經結束。中國特別邀請外國客人到中國去看革命成果，這導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幾乎一夜之間，中國的美好神話突然破滅。在中國，至高無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壇。
比利時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國的陰影》，“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他列舉了階級斗爭互相揭發和批判的殘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墻、城門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個被扼殺的城市，一個外形被毀損的幽靈。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學者周寧研究發現，自70年代中期中國形象開始“惡化”，從經濟角度，“三年自然災害”解構了“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構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的神話。
西方人懷疑過去所看到的一切。三個曾贊美過“文革”的法國人，找到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單元——單位——加以批判，“成千上萬單位形成了一個有效的體系。它組織人民的工作，它為員工分房，決定每一個人的食品供應、婚姻與遷移”。“文革”之后，外國記者們回來了——這次不局限于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和對中國友好的西方記者。1983年，當《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第一次到中國時，他感覺像突然進入了一個奇異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著同樣款式同樣藍色的服裝，騎著自行車，用好奇癡呆的眼神盯著外國人看，說話像一連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筍與蟲子，喝燒酒。三周的旅行“徹底醫好他對這個‘中央王國’長久的愛慕癥”。
而實際上，1978年之后的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包括一個個“單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澤東去世，一位攝影師在珠江邊，拍下了晨練的老人戴著黑紗打太極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時代已經到來了。”他后來成為《時代》周刊的駐京攝影記者。“中國人把一個巨大的包袱放下來。”他說。在大連理工學院，一個滑冰的學生展開雙臂，從毛主席像身邊掠過，把它甩到身后。“如果當時我沒感覺中國在變的話，這個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過去了。”
這兩張照片里，“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生改變。
當記者們被一輛代表國賓待遇的豐田車拉到一個叫深圳的小漁村，中國官員說，那里將建立起吸收外資、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特區”。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記者輕蔑地看著那塊泥濘地，很懷疑它是不是中國的未來。許多人認為這個想法是在開玩笑。”美國《新聞周刊》駐京記者劉美遠曾回憶說。但短短幾年，封閉了30年的中國人所釋放出來的能量，震驚了世界。
外國記者看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事物，一夜之間遍布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兩度成為《時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被毛澤東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崩潰、精神荒蕪的中國，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將中國建成一個相對現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國家……鄧和他的支持者們已經走上了一條似乎有可能是的資本主義道路。”
“崛起”與“進步”
華人在埃菲爾鐵塔下舞獅慶祝奧運火炬傳遞 來源：《錢江晚報》
“現在的事實是，中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們相信,辛苦的勞動會將他們引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前《紐約客》記者海斯勒
1993年，紀思道在自己的專欄中提出中國將成為亞太地區霸權的觀點，而引發西方“中國威脅論”的討論。他的一個經典觀點是，“西方還沒有開始思考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后果：想象另一個日本吧，有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中國似乎只剩下政治新聞。1994年，林洸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任職。“當時無論什么媒體，均對其它話題不感興趣，幾乎唯一的新聞就是人權。”
有10架次大陸航班被劫持到臺灣，而《紐約時報》報道中，劫機犯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士。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期間，3100多境外記者最關注的，不是婦女們的發言，而是場外幾個“藏獨”抗議者的活動。
1999年，北京學生在美國駐華使館門前抗議美軍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而許多西方媒體卻聯想到清末義和團民圍攻使館事件：“受驚嚇的大使被困在使館里……美國的國旗在烈焰中被焚燒，反美的示威者在謾罵和高喊口號。上周這一情景就像一個古老的噩夢在北京被重演了……”
所以，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長林洸耀看來，當1997年江澤民訪美后，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才算實質性解除，而“中國故事”基調也開始轉變。
2001年7月14日，中國申奧成功的第二天，《紐約時報》用嘲諷的語氣報道：“這個國家將要舉辦‘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慶典’”。但是，時任《華盛頓郵報》駐京首席記者潘公凱感覺到，中國已經漸漸走出過去的陰影，并朝著改變的道路前進了。他在《走出毛澤東的陰影——為新中國的靈魂奮斗》前言中說，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后天安門廣場上人們的歡呼雀躍，與他1990年代初在北京學漢語時中國民眾的情緒，形成鮮明對比。
新千年似乎是個好兆頭。“在達沃斯，中國是一個奇跡。自200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明星。”法國《世界報》前主編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在2005年出版的《當中國改變世界》一書中寫道，“來自中國的計劃部門、外貿部門和中央銀行的幾位技術專家專程從北京趕往該論壇，他們講了許多套話，發布了一系列枯燥無味、卻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
2004年，即將訪問英國的溫家寶總理接受路透社專訪。“回來之后我先發了一條只有50個單詞的快訊，大意是‘溫家寶說中國要加強宏觀調控’，結果全球的股市、期貨、石油市場全面下跌，以前中國領導人講過很多次宏觀調控，但是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這么大的反響。”林洸耀說，中國總理則開玩笑說，這是“溫氏效應”。
不管如何，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經成為現實。而當下，最熱門的議題已經不是G8問題，而是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2005年，幾乎所有歐美最知名的媒體紛赴中國，做專題報道，掀起“中國熱”。
在美國，代表中國的，不再是毛或是鄧，而是2米26的籃球明星姚明。他給美國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國人并不都是矮個子。但是，也有人把這個“小巨人”，看作“正在崛起的、令人不安的新中國的象征”。
西方媒體開始把注意力放在中國人特別是充滿希望的中產階級身上。紀思道以《地震和希望》為題，描寫了普通中國人（而不只是政府）正前往四川災區救災，富豪和農民、兒童都伸出援手。“那種由下而上的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標志，而非臣民的標志。”
無論“威脅論者”，還是“崩潰論者”，都沒有放棄對中國內部問題的追問。《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潘文可能是最勤快的中國問題專欄作家，他一直在提醒，中國眾多的國內問題特別是社會矛盾可能一觸即發。
不過海斯勒也注意到，大部分中國人對于未來抱有樂觀的態度，當他們不再樂觀時，中國恐怕會出現真正嚴重的政治危機，但那一天不會在短期內到來。“現在的事實是,中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們相信,辛苦的勞動會將他們引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文章部分材料參考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周寧教授 《世紀末的中國形象》，特此感謝）
編輯：鄧京荊 董淼 來源：南方周末（記者 蘇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