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
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失守后，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而將主要力量用于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占領區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這對中國的抗戰局勢產生了影響。
在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8年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敵，并拼湊偽中央政權。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各地接連發生襲擊、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使國家政局空前復雜。黨從抗戰的全局出發，明確指出:整個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始終是第一位的，各階級的利益必須服從全民族的利益。針對國內時局的逆轉趨勢，黨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賣國漢奸汪精衛，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
在日軍將敵后抗日根據地作為軍事進攻主要對象的情況下，黨領導人民抗日力量肩負起抗擊日軍的主要責任。根據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八路軍于1938年冬開始由山區向平原地區挺進，放手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發展群眾性游擊戰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在晉察冀軍民反“掃蕩”作戰中，1939年11月，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搶救八路軍傷員時不幸感染中毒，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1940年8月，為了粉碎敵人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以破襲敵人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進攻戰役。參戰部隊有105個團約20萬人，故稱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1.8萬余人，破壞鐵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毀大量敵碉堡和據點，繳獲大批槍炮和軍用物資，因而沉重地打擊敵軍，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進一步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與此同時，新四軍各部貫徹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復雜地形開展游擊戰，建立了皖東、豫皖蘇、皖東北、豫鄂、蘇北等抗日根據地，堅持和擴大蘇南、皖中等根據地，溝通了華北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在華南，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創建和發展東江、瓊崖等抗日游擊根據地，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黨領導的軍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余人發展到50萬人，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抗日根據地發展到跨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加上陜甘寧邊區共17塊近1億人口。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大量牽制、消滅日軍，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為中國抗戰的重心。
在淪陷區城市和交通要道，黨的地下組織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徹底轉變工作方式，深入群眾，以隱蔽的方式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和統一戰線工作，領導人民進行多種形式的抗日斗爭，牽制敵人的兵力，打擊日偽統治，支持和配合了敵后游擊戰爭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取得新的進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領導下，南方局在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宣傳文化、群眾工作等方面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別重視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著名知識分子等廣泛接觸，共商國是，使他們了解共產黨的主張，并逐步取得他們的信任，鞏固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重慶成立，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支生力軍。南方局在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方面同樣取得很大成績，爭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團結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擴大了黨的影響。
黨在西北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組織，領導和推動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條件溝通黨和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關系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支持和配合了陜甘寧邊區建設和全國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