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問：轉方式是否必要而緊迫？

即使在近期穩增長的背景下，轉方式也刻不容緩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來說，轉方式是否必要而緊迫？

轉方式是中國繼60多年前社會制度轉型、30多年前經濟體制轉軌之后決定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大抉擇，關系到我們能否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即使在近期穩增長的背景下，轉方式也刻不容緩。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講起了這樣一段歷史：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從戰后的快速增長一下滑落至2%，當時的美國政府出臺多種措施鼓勵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益的增長，結果美國經濟自1983年起大幅回升。同樣在上世紀70年代初，當時日本經濟已高速增長了20年，但由于缺乏創新活力，技術多停留在模仿層面，結果在國內外一系列沖擊下，經濟增速從9.4%以上猛降至70、80年代年均4.2%的水平。

“這段歷史發人深省，它說明兩個道理。”張曉晶說，其一，日本的教訓表明，不能因為穩增長而忽視轉方式，不轉、慢轉，速度也會掉下來。其二，美國的經驗表明，轉方式有利于穩增長。轉方式不僅是挑戰，也會創造出巨大需求，如果將淘汰落后比作“減法”，那么，通過結構調整創造出新需求就是做“加法”，通過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帶來效率和產品附加值提升就是做“乘法”。

在這方面，廣東東莞的感觸尤為深刻。東莞是靠大量代工制造的加工貿易起家的，國際金融危機讓這個外貿依存度高、產品附加值低的城市“中槍受傷”，2009年GDP僅增長5.3%。東莞咬牙走上了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之路，增加加工貿易企業研發設計、品牌、內銷總部等要素環節，將“生產車間”轉變為“企業總部”。如今，東莞的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分別居廣東省第二、第三名，連東莞生產的鞋的出口價格都比2008年提高了170%多。東莞人堅信，東莞具備重新崛起的后勁，GDP遲早會回來的。

“從發展目的看，轉方式一樣能實現穩增長的初衷。”王一鳴說，以人為本是增長的最終目的，如果有好的經濟結構，即使速度低一點，也會由于服務業比重較高而能吸納較多的就業，也會由于消費比重較高而使百姓福利明顯增加。

以上海為例，近年來，上海GDP增速從全國領先變為全國墊底，但由于服務業已成為“第一主角”，就業人數占比近60%，因此雖然速度下來了，但就業彈性系數上去了，從“十五”末的0.23提高到現在的0.4以上，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更多了。上海人說，一路狂奔，不利“健康”，“慢”一點，也能走好走穩。

三問：明年轉方式應如何著力？

優化需求結構，升級產業結構，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明年轉方式、調結構應在哪些方面著力？

專家認為，明年應當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大轉方式、調結構的力度。

“應加快培育一批拉動力強的消費新增長點，積極發展網絡購物等新型消費業態，最重要的是要調整收入分配，加快制定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張曉晶說。

這也是“網購達人”于夢溪的關切：“我曾經在一家小網店買過海外代購的襯衫，居然連前后的條紋都對不齊，明顯是假的。政府應該在提升網購誠信環境方面多下點功夫。”

優化需求結構，還應促進投資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時下，北京全市養老院有床位8.2萬張，而實際需求高達12萬至15萬張；在廣州，機動車保有量與停車泊位之比約為1∶0.4，每天都有數十萬輛車找不到停車位。“這些現象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存在。應當鼓勵社會資金參與投資建設養老院、停車場等有利于改善民生的項目。”王一鳴說。

應鼓勵科技要素和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推進產能過剩行業兼并重組、扶優汰劣，發展現代物流、研發咨詢等生產性服務業。

城鎮化是我國最具潛力的內需所在，據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增加1萬多元。然而，目前近7億城鎮人口中有2億多進城農民工還沒有“市民化”，只是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在城鎮連續居住超過6個月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城鎮化不等于蓋高樓、建廣場，只有讓這些農民工住上廉租房、獲得醫療保障、孩子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他們才不會勒緊腰帶，才會釋放出可觀的消費需求。”王一鳴說。

中國經濟正在萌發“質變”。

中國經濟還將繼續轉身。（記者 田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