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中央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大環境下，總結建國以來民主法制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開始起步并不斷推進，經歷了恢復重建、全面展開、形成框架、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到如期形成的過程。

新中國建立前后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領導人民發展民主法制建設的艱辛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在黨的領導下，各個革命根據地，制定了許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盡管它們在形式上較為簡單，而且不可避免地帶有地方性，但有力地保障和促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并成為社會主義法制的萌芽。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提出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并且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和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等各項綱領；各個解放區人民政府，依據這些綱領，發布了許多比較系統的法規；1949年2月，黨中央發布了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給人民民主法制的建設指明了方向。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把黨的七大通過的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提出的政治綱領制度化、法律化，建國初期的一切法制建設都是以它為基礎的。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根據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建立了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此相適應開展了全國范圍內的法制建設，制定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組織通則，制定了工會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法院暫行組織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及有關勞動保護、民族區域自治和公私企業管理等法律、法令。所有這些法律、法令，對于維護革命秩序，保護人民利益，鞏固民族團結，特別是摧毀一切舊制度，保障各項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勝利，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同時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這些法律的制定標志著國家的根本制度、國家生活的基本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初步確立。此后，根據憲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又先后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規。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法律130多件，還起草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批重要法律草案；國務院制定行政措施、發布的決議或者命令（相當于國家法規）1500多件。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為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由于黨和國家工作中“左”傾錯誤指導思想不斷發展和蔓延，黨提出的一系正確主張和方針政策沒能一貫堅持，依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轉變而轉變，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陷入徘徊；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把“左”傾嚴重錯誤推向極端，使社會主義法制遭受嚴重破壞，“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實際上被取消了；所謂‘舊政府’被造反派奪權，用‘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公、檢、法被砸爛了”，過去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實際上也成為一紙空文，教訓極其深刻。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總結這段歷史時指出，我們之所以犯“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堅決實行撥亂反正，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建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總結我國長期忽視民主法制建設的嚴重后果和慘痛教訓，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性任務，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方針。從此，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開啟了蓬勃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開始起步并不斷發展，大致經歷了重新起步、全面展開、快速推進、初步形成和基本形成并形成等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重新起步階段，時間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到新憲法頒布，特點是法制建設重新提上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立法機構重新建立或者恢復，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制定了一批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急需的法律法規；制定的現行憲法，為法律體系建設提供了憲法基礎；初步確立了符合國情的立法體制。這些顯著成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的重要開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貫徹黨中央提出的在經濟上實行進一步調整，在政治上實現進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針，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法制建設的方針和鄧小平同志有關民主法制建設的一系列指導原則，被迫中斷的立法工作重新提上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1979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設立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協助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法制工作；3月13日，法制委員會正式成立并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法制委員會成立后，夜以繼日地工作，在過去工作的基礎上，僅用3個多月即起草了選舉法、地方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7部法律草案；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這7部法律，標志著新時期我國法制建設開局良好。之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緊緊圍繞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急需，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民事訴訟法（試行）、經濟合同法、商標法、律師暫行條例、海洋環境保護法、食品衛生法（試行）、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批準了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關于批準長江南通港、張家港對外國籍船舶開放的決定等，還制定了婚姻法、國籍法、學位條例、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和環境保護法（試行）等一批法律。1980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明確“建國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批準的法律、法令，除了同五屆全國人大制定的憲法、法律和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批準的法令相抵觸的以外，繼續有效”。重申過去法律法規的效力，是健全法制的一項重要措施，對于保障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對于在立法任務重、力量不足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去制定最急需的法律，具有重要意義。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重新確立了法律解釋制度。1981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法規的決議，開啟了改革開放后授權立法的先河。這些法制建設上的重要舉措，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保護人民民主權利，對于促進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對于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對于逐步肅清十年內亂給法制建設帶來的嚴重后果，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重建社會主義法制的權威，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