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2日，在我乘坐的CA937（北京－倫敦）航班上，300來人中，大多數是中國人。到倫敦后才發現，處處有中國的痕跡。比如我的房東家里不少東西都是中國造。一臺東芝多合一電視機，帶DVD光驅，是中國1999年制造的，在中國卻很罕見。又比如家居用品不少都是中國生產的。在大超市，淘大醬油、李錦記老抽并不鮮見。

這都不算，在倫敦街頭，有不少旅游紀念品在賣，比如大本鐘、電話亭和皇家警衛的小擺件都產自中國。在服飾與食品零售品牌Marks&Spencer店里，連女王像的小胸章也是中國造！

更典型的例子是：在倫敦的最高建筑“碎片大廈”(The Shard)亦是歐洲最高建筑，在樓下的導覽圖上，“胡同”兩字格外顯眼：它是位于33層的餐廳，由Aqua Restaurant Group打造，共設130個座位，供應新派中國北方地區佳肴。

其官網上的菜單顯示，有貴菜名曰：“圣旨到”、“大紅燈籠高高掛”、“包青天”。亦有便宜的龍抄手、胡同擔擔面。

除了產品、文字和餐館等無聲的中國印跡之外，在倫敦，流動并居的中國人則是這座城市不可或缺少的風景。

如果你去逛街，會發現中餐館“紅滿天”的老板說得真對：“這幾年，華人太多了。在倫敦每個角落都能看到”。

我認識的Claus夫婦，普通話水平高。她們的大女兒普通話水平堪稱一甲。她說，“學了七八年中文。這兒有很多少臺灣人。我要和他們分享教義，用中文當然更好”。

在我訪學的威斯敏斯特大學媒體、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來自中國，在英國其它大學，求學的中國學子亦不少。一天，我到大英博物館參觀，中國游客的密度讓人咋舌。更傳奇的是，我居然遇到今年7月剛到紐卡斯爾讀研的學生琦。沒有預約就突然遭遇，這極小概率事件只能說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了！

英國《華商報》去年報道的數據顯示，2012年英國在中國的各使領館共簽發491,130個簽證(2011年，459,000個)。其中旅游簽證(包括商務旅游)達到216,240個。在英讀書的學生則從2011年的239,000跌到197,000人。

中國的貨物來了，中國的人們來了――前者走進了英國的千家萬戶，后者則有意無意與當地人進行了交集，在倫敦則成為33%外來人中的一部份。可問題來了，中國人來了，他們留下了什么？

在圣誕節那天，房東Wini請我們三位中國租客吃飯。我說我們讀書時都知道英國工業革命，然后問他們中小學時是否學過中國相關的歷史。Wini說，“我們學世界歷史時，主要是歐洲史；印度史和朝鮮史也會有一些”。

事實上，就Wini家來看，電視的頻道里是沒有CCTV(央視)的。當然，這只是一個倫敦家庭，但或是一個典型的縮影。在超市和書店售賣的圖書里，你會發現中國題材的書要么沒有，要么在極不重要的樓層。

在短暫的觀察中，我發現倫敦媒體多持批評中國或防范中國的論調。最典型的是去年12月16日《每日郵報》封面頭條《Why Are We Giving China ￡27m In Aid?》（我們為何要給予中國2700萬英鎊援助？），批評英國首相卡梅倫向中國示好，理由是中國剛把火箭發射到月球，而且是一個經濟強國。另一個例子是SKY TV 12月17日的頭條新聞是關于中國宗教信仰的報道。

所以，我們不要一看到貝克漢姆在身上的紋身居然有中國古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就以為中國文化怎樣怎樣大英帝國了。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曾在著作寫道：“中國文化影響近乎零，亦不會增加”。一個佐證是在各大音像店，中國電影人的碟很少：在FOPP音像店，我看到的只有：李安的《色戒》、張藝謀的《十面埋伏》、王家衛的個人合集，賈樟柯的三部曲和婁燁的《春風沉醉的晚上》。

還是王洛賓唱得好：我和你是河兩岸，永隔一江水。中國與英國之間，何止一江水，現代化的飛機直飛，也得11個小時，從格林尼治時間到北京時間，整整8個時區。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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