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是一個認真的人，雖不像那些高喊“哥們。讓我們拯救地球吧”，也不會說“我能感受到作為一個政治家要重新競選的痛苦。”他十分善于思考和反思。至此他的簡歷令人矚目、他曾擔任聯合國擔任沖突分析師和在駐利比亞及阿富汗蓋茨夫婦基金會工作。他現在已不是瞠目結舌、乳臭未干的大學生，盡管困難重重，但他仍想改變世界，并且深信他能夠改變世界。

里克·帕特是一個很和藹的人，但當我問他是否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時，他幾乎生氣的答道“我認為我不是的。我曾問過自己這個問題，覺得沒有必要對那些無知的激進主義者負責。我們所作所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曾經當我還是沖突分析師時，我只會因為是必要的才建議采取軍事行動。我們的選擇是明智的，而那些所謂的宿命論者是怠惰的、無緣由的。有時人們會認為犬儒主義是帶有一種專業性的。但我卻從不認為如此”。

Avaaz的崇高理想及非官僚主義的本質吸引了不少厭倦傳統慈善機構中各種限制的員工加入。曾在Avaaz工作的人員表示在這工作覺得十分自由。星期一里一大推工作，到了星期三發現才只做了一點點。不過這里的狂熱份子也不少，許多人認為科技能拯救世界。

當然Avaaz也不得不承擔非議，他們在幫助記者康羅依潛入和逃出利比亞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卻被夸張攻擊為康羅伊在與其同行的星島日報女記者瑪麗遇難時而逃亡。人們對于此事持有保留態度的同情，不過至少Avaaz成功的讓非政府組織的財政收入減少了。

Avaaz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組織，理所當然的會擁有全球化的野心，也許這樣的一個定位并非是偶然。帕特成長于加拿大，埃德蒙頓西部的農村，埃德蒙頓也就是那個在奧運會上被戲稱“死德蒙頓”的城市。父親是肯尼亞裔印度人，母親是俄羅斯猶太人之后，早熟的他小時候就讀于印第安區學校。我問他的偶像是誰，他毫不猶豫的說是“達格·哈馬余爾德，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從達格的日記中，我能感受到他是一個知難而上、真誠的、愛國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