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
黨的九大以后，“斗、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階段。在實際工作中還包含“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內容。毛澤東試圖通過“斗、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引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結束后，林彪集團的權勢膨脹到頂點，同江青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矛盾急劇上升。他們擔心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澤東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干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人們清楚地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由黨章規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國叛逃。這一具有極大尖銳性的事件促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是什么結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亂究竟能不能導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眾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產生了懷疑。
林彪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采取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黨中央決定撤銷由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毛澤東親自過問對一些領導干部落實政策的工作，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給被打倒的賀龍、羅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誣陷而被撤銷領導職務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復名譽，承認自己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做自我批評。這些行動為加快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進行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批林整風”開始后，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加快了落實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干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整頓企業的措施，恢復被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通過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等措施，解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大大突破指標的問題，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他頂著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的壓力，努力開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在科學教育工作中，周恩來要求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并提議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還抓了落實黨的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周恩來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是1967年2月前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糾“左”整頓。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和整頓，各方面工作都有明顯起色。可是，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系著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被迫中斷。
林彪事件后，黨的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為接班人等內容的黨章和產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黨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舉行。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左”傾指導方針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后果日益明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但這時，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被選舉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王稼祥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
十大以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