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內亂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采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并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后，于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于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斗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布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后，“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里，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斗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沖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于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后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于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階級斗爭，并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為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神圣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