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易卜生開始憎恨自己的出身。不滿20歲時，有一次喝多了酒，在極度沖動的情況下，宣稱他不是他父親的兒子。而從1853年他滿25歲以后，再也沒有和父親聯系，也不再和父母見面。他同家庭的唯一聯系是他妹妹，可是即使是這位妹妹給他寫信，他一般也過3個半月才回。但這個絕情的年輕人非常勤奮，只要有一點時間，他就讀書。當他成為作家后，依然喜歡早晨4時起床，在天氣熱起來之前在樹林里或公園里散步。太陽升高時候，他已經坐在書桌上了，盡可能不間斷寫作直到一天結束。一位和他相熟的婦女注意到，盡管他很愛喝酒，但是在寫作期間，他滴酒不沾。
自我價值實現的沖動鼓舞著他。20歲時，他寫作了第一個劇本《凱替萊恩》，劇本的開頭幾行是:“我必須！我必須！有個聲音在我靈魂深處發出命令，我必須遵照它的吩咐。”凱替萊恩是羅馬歷史上著名的陰謀家和叛國者，但是易卜生把他寫成了一個悲劇英雄——因為他背叛了他的國家。從某種角度上說，易卜生也是一個叛國者。36歲離開挪威后，他27年沒有回過挪威。
對于“凱替萊恩”這種人物類型的偏愛，易卜生在成熟時期的劇作《人民公敵》里表達得更明白:“多數派從來就不正確……構成大多數的都是傻瓜……多數派有勢力，可是真理卻在像我這樣少數人、個別人這邊。”在后來的歲月里，易卜生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少數派”。他在自己的劇本中挑戰一切約定俗成的規定和權威，挑戰大多數人的道德。《布蘭德》里他質疑基督教;《社會支柱》里他諷刺令人尊敬的“成功人士”;《群鬼》里他打破了父親的權威和家庭的價值;《玩偶之家》里他讓婦女離家出走。正如凱替萊恩一直受抨擊一樣，從那時開始，易卜生的劇本只要不銷聲匿跡，就會受到批評家的責難和觀眾的噓聲。1891年在倫敦首演《群鬼》的時候，有評論家把它貶為“一條露天的臭水溝，一個討厭的傷疤，一個糟糕的作家，一部令人反感的卑劣劇本”。事實上，這是很公平的事。易卜生怎樣在劇作中批評這個社會，社會就怎樣回應他。更何況，這難道不正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反應么？1881年他寫給出版商的信說:“《群鬼》可能引起某些社會集團的驚慌……假如不是這樣，我當初就不必要寫它了。”
矛盾的培爾·金特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著名的劇作之一，很多人將之視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動力之一。1888年，為了感謝他在《玩偶之家》中安排娜拉出走，挪威婦女權利同盟請他參加宴會，然而他的發言卻是:“我不是婦女權利同盟的成員，我所寫的一切東西都毫無有意搞宣傳的想法。”
按照易卜生自己的解釋:《玩偶之家》不是為任何人，任何組織說話，而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他說過:“關于自由，我唯一關心的事就是為它奮斗。為了贏得自由，別的自由都不放在心上。”《玩偶之家》真正想說的，是“除非婦女同樣是自由的，否則男人也不能成為‘自由’的人”。是不是可以反過來理解，易卜生之所以號召婦女走出家門追求自由，終極目的或許不過是:婦女自由了，男人也就自由了？
事實上，這或許才是他的本意。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易卜生不愛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862年，34歲的易卜生把自己寫進了《愛情的喜劇》，主人公法爾克是易卜生的發言人。當時，他剛剛訂婚兩年，可是他卻在劇本寫這樣的臺詞:“愛情和光漆一樣，時間長了就會褪色的。”“你會以為那是真的么？7年前，我在辦公室里偷偷寫情詩。”像所有好女人一樣，他的妻子出身體面人家，賢惠能干，易卜生不斷在公開場合稱贊她:“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種性格的人——慷慨大方而且痛恨卑賤委瑣的事情。”可是，他從來沒有表達過他對她有愛情。那么，他愛的威尼斯姑娘埃米莉·巴爾達赫呢？易卜生60歲遇到她時，她只有18歲，易卜生稱呼她為“九月生命的五月陽光”。1927年，埃米莉對易卜生的傳記作家透露，易卜生生前曾打算離婚并與她結婚，他們打算周游世界。但早在1895年，易卜生曾在一封信里向妻子保證絕無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