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站8月10日發表題為《美歐債務危機預示著什么？》文章，以下為主要內容：
有一天，一位年輕聰明的中國外交官給我出了道“考題”。我對此舉的第一反應是，它是源自中國人那種令人欽佩的、在矛盾與混亂中找出持久模式的性格。隨后我突然意識到，任何目睹大西洋兩岸之危機的人，都應該會問與之相同的問題。
美國面臨的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以及持續的政治癱瘓。戰略決策被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所挾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最后一刻就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了協議，避免了一場災難性的違約。但一塊“膠布”不會彌合兩黨在稅收和支出方面“針尖對麥芒”般的分歧——這種分歧讓赤字越積越多。
歐洲面臨的風險甚至更高。歐盟(EU)核心的單一貨幣計劃，一直承受著主權債務和政治不和的重壓。重新抬頭的民族主義戰勝了團結。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表示，歷時60余年之久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正面臨威脅。然而，這位歐洲最強大國家的領導人似乎一直抱著一種猶豫不決的態度。
上面提到的那個問題是這樣的：這兩場相似的危機是屬于那種時不時擾亂富裕經濟體發展、具有破壞性但持續時間較短的陣痛——比如說上世紀70年代危機的重演？還是屬于一種完全不同量級的沖擊——在西方交出把持兩個世紀的全球霸權之際，預示著西方的加速衰落？
相對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西方能以差強人意的速度增長，那么其它地區的崛起并不構成問題。實際上，蓬勃發展的全球經濟是一個正和博弈。但當其它地區的強勁增長伴隨著西方的經濟停滯時（陣痛轉變為螺旋式下滑），危險就出現了。
這種悲觀的情況始于2008年金融危機。這是一個導致新地緣政治秩序成形的事件。在此之前，這類事件只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拉美或亞洲。這一次則是發生在美國。
有“華盛頓共識”之稱的自由資本主義神圣原則被撕成了碎片。隨著美國和歐洲陷入衰退，避免全球經濟下滑的重任落在了中國、印度和巴西這類國家的肩上。
這件事的心理影響是深遠的。隨著銀行業危機轉變為主權債務危機，西方在新興國家失去了影響力。對關注此事的外部人士而言，此事的意義超越了經濟范疇。他們認為，這代表著自由民主的失敗。
歐洲單一貨幣計劃已出現嚴重的裂痕。歐元面臨的威脅本可通過行使集體政治決議加以避免。但是歐洲的政客們害怕觸怒心懷不滿的本國選民。
市場已經對他們的膽怯做出了懲罰，將一個歐元區外圍國家的債務問題轉化為一個事關單一貨幣聯盟存亡的威脅。近日歐元區峰會達成的協議表明，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等人最終接受了歐元的邏輯——即一國的債務就是所有成員國的債務——只有如此，危機才會過去。
當有人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 馬倫海軍上將(Admiral Mike Mullen)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么時，馬倫回答道，是聯邦赤字。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如果它想繼續保持超群的軍事實力，就必須修復本國的財政狀況。
人口結構對健康和福利支出構成的壓力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然而共和黨人卻譴責增稅，左傾的民主黨人則反對削減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