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這個比例再次引起公眾對體制內“金飯碗”的熱議——

據媒體報道，哈爾濱市招聘457名清潔工，引來一萬多人報名，其中3000多人有本科學歷，25人有碩士研究生學歷。如此吸引眼球的原因僅僅在于此次招聘的崗位是事業編制。

近日，在北京師范大學《2012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發布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擲出這個熱點話題，拍案問道：“這到底為什么？”

兼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的宋曉梧，曾經調研過多個地區教育的狀況。在他看來，“這不是高等教育本身能解決的問題”，并將一大部分的原因歸結為當下扭曲的勞動力市場。他說，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對于大學生就業起著重要導向作用，“哪里勞動報酬高就去哪里”。

宋曉梧以自己的研究生為例，從1995年開始，他所帶的研究生基本都是縣城里成長起來的，但畢業后，卻沒有一個人回到縣城，乃至所在的市。他說，對那些讀了碩士、博士的學生來說，更是想方設法要留在北京、上海；而在這些大城市中，并非所有的工作崗位都能吸引這些學生。他們中的多數人還是想去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和所謂的事業單位。

當天出爐的報告對此作了明確調查：大學畢業生區域和行業配置不均衡。一是城鄉之間的分布差異。數據顯示，2002年～2009年期間，在城鎮就業的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占全部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從業人員的比例始終維持在88%左右，只有12%左右的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從業人員選擇在鄉村就業，而8年間這一格局并沒有明顯變化。另外，區域之間同樣存在分布差異，有超過50%的大學畢業生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隨著學歷的提升，這種集中現象更加明顯，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集中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該報告的主持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賴德勝引用“過度教育”的概念更為形象地解釋了這種現象。他說，一個人所受的教育水平與他所從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就出現了所謂的過度教育，換言之，就是受教育者擁有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超出其實際工作崗位所需；而當前者小于后者時，就出現了所謂的教育不足。

根據這份報告，在北京，以用人單位評判為標準估算出的過度教育發生率為47.61%，以個人判斷為標準估算出的過度教育發生率為54.92%；從行業層次看，過度教育發生率偏高的行業分別為金融保險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視業、國家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農林牧漁業；從地區看，東部和中部的過度教育發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報告還從輿論上較為關注的“體制內”、“體制外”的所有制層次來進行測算。結果發現，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過度教育發生率較高，分別為60%和54.12%，而在企業和其他類型的就業單位中教育不足發生率高，分別55.58%和36.36%。

結合這一現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得出了大學擴招和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之間的一個悖論。具體來說，大學擴招是政策性、突發性的，其結果是，大學生一下子多了起來，而相應的師資、硬件配套并未完全跟上。從理論上而言，這意味著高校平均教育質量下降，即高等教育的回報率將下降。

但事實上，一份針對1999年～2009年的城鎮教育回報率的調查顯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還在繼續上升，悖論就此產生。

其形成原因有一部分源自市場的自身需求，但李實認為，非市場性的需求更為重要。比如，一些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對高學歷人才的過度需求，其工作崗位并非需要那么高的學歷，但是這種過度的、無序的需求，并不十分考慮勞動力成本，換言之，在雇用一個高學歷人才時沒有足夠的成本概念。在他看來，正是這種過度需求拉高了工資，使得當前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還處于上升周期。

部分地區、部分領域的“過度教育”還引出了其他矛盾，“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并存就是一個例子。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王善邁將其稱之為“大學生的眼睛不往下看”：“學農的不下鄉，學醫的也不下鄉，教師也不下鄉，并不是說這些地方不需要他們，而是沒有足夠的鼓勵機制。從一個方面來說，諸如東部地區公務員群體的待遇鼓勵則有些過了。”

賴德勝說，過度教育是一種浪費，說明資源沒有得到優化配置。同時，如果過度教育長期化，還會有很多負面的效應，特別是會增加勞動者對工作和收入的不滿情緒，不利于人力資本潛能的發揮。因此，他認為，在發展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如何減少教育過度現象，降低過度教育的程度，是需要加以正視的新課題。

報告同時也指出，過度教育問題也曾經出現在美國、日本等國家，并稱其為一個必然要經歷的階段。賴德勝說，從整體上來看，我國還處在教育不足的階段，社會對具有高技術水平和較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依舊有著旺盛的需求，因此，從長期看，過度教育的發生率會逐漸減弱。

針對眼前的問題，不少與會的專家認為，還要依賴于勞動力市場乃至城市化等非教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