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是所有的人類都具有的一種隱藏的本性”

問：我的一位印度籍同事最近看了您的《豐乳肥臀》英譯本，她覺得里面有太多血腥和暴力。您對此怎么看？

莫言：這個我想跟我們的歷史經驗和我們個人的經歷也有關系。我們一旦進入到歷史敘述的領域里去，歷史當中所充滿的事件必然要訴諸筆端。但我覺得她（采訪者的印度同事）說的也未必就是那么那個，難道西方的文學里面就沒有這樣的場面了嗎？也有很多戰爭場面的描寫，他們印度拉什迪的小說里不是也有很多恐怖和暴力場面的描寫嗎？所以我覺得很多西方的讀者，很多西方的所謂的批評家總是把中國小說里面的暴力描寫來批評，我覺得有時候是一種人云亦云，有的人他根本就沒看過你的小說，只是憑印象說，哦，有的人說，莫言是一個專寫暴力和血腥的作家，他然后也就是接著說我。但實際上你問他，從哪一本書里讀到了我哪一個血腥的鏡頭啊？章節啊？他未必就能說得出來。我覺得一大半對我進行這種批評的人，是根本就沒有讀過我的書的人。假如他讀過我的書的話，我想他就會對我的小說里這一部分的暴力的描寫有一種新的闡釋。

我想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我的《檀香刑》這部小說，因為這是寫刑法的，寫劊子手的。國內的有些批評家也曾經對這個問題發表了很多嚴酷的批評。但是我想這個問題有我自己的理解，我也曾經為自己辯護過，但是我想更有力的辯護還是來自西方讀者。

我今年（2009年）十月份在慕尼黑的奧格斯堡碰到了一個德國教授，他在我的一次演講活動中專門對《檀香刑》里邊的血腥和暴力發表了其見解。他說第一個就是說，并不是中國人就是最血腥、最暴力的，這種批評是不成立的。他引用了當年德國皇帝發給他的駐扎在八國聯軍的將士們的一封信件命令，德皇說，“你們要毫不留情地殺中國人，直到讓中國人見到你們都顫抖都跪到地上為止。”然后另外一本在德國公開出版的書，當時八國聯軍駐中國的一個德國士兵寫給他的父母親的一封信，在信中詳細地描述了他在一次戰斗當中殺了多少帶辮子的中國人，包括婦女、兒童。這次在山東半島唯一一次殺戮就是在離我的故鄉十幾里地的一個村莊，“沙窩慘案”，我想這個德國士兵很可能就是在離我的故鄉十幾里地的“沙窩慘案”的參加者。他當作一項了不起的戰績，那么詳細地描述了他怎么樣殺中國人的過程。所以這個德國教授就說，“你看看，這就是一百多年前發生的事情，這是我們德國人在山東，在莫言先生的故鄉犯下的滔天罪行。”

殘酷是所有的人類都具有的一種隱藏的本性，只要它以光明正大的名義，用皇帝的命令或者用革命的名義來下達或者執行，它就會變成一種公開的暴行的借口，每個暴行的制造者都會變成英雄一樣，受到歡迎，得到鮮花和勛章。

然后他又說，莫言這個《檀香刑》里邊關于酷刑的描寫應該有很多中的解讀。他認為這個被釘到木樁上的農民起義領袖就是一個中國版的耶穌。“我們西方人一進教堂就會看到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所以釘到木樁上的農民起義領袖不也像耶穌嗎？他本來有好幾次逃生的機會，但是他不想逃。本來是他們買通了一個叫花子，叫花子也愿意替他死，但他自己不愿意，自己愿意以自己的死來喚醒老百姓的覺悟，這難道不是一個像基督一樣的人物嗎？”

我想他這種解讀真是讓我感到無比的欣慰。文學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解讀，但是這種解讀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覺得一個西方的讀者能夠這樣解讀，而且能夠這樣毫不避諱地，以他們本國人犯下的歷史罪行來為一個中國作家來辯護，我覺得這種精神真是值得我欽佩的。

我覺得我們的某些批評家沒有這樣的公正之心，他們是人云亦云，他們根本就沒看過我的書，或者根本就沒看明白我的書要說什么。因為我的經歷跟他們不一樣，我都懷疑那些從幼兒園進了小學、中學、大學，然后一直在大學或者高級的學術研究機關里工作的這樣的一些書生能夠理解我的小說。他們餓過肚子嗎？他們見過血嗎？他們經受過什么樣的苦難嗎？沒有苦難的經歷，所以他對我描寫的苦難，他是受不了的。

但是對于我們這種經受過苦難的人，見過苦難的場面的人來講，我覺得是有責任把它寫出來，不這樣的話，不足以驚醒世人。就像甲流的時候給打疫苗一樣，我的小說有一種疫苗的作用，我給你注射上一針惡的疫苗，一針暴力的疫苗，然后讓你將來對這種暴力有一種抵抗力。否則的話，你到了社會上，碰到這樣的事件你會感覺到不可收拾，非常失望，甚至絕望。只有你認識到我們人如果到了一個不正常的環境里會變的非常可怕，非常壞，你有這樣的精神準備，才可以更加寬容地對別人，理解別人，才可以逐漸地適應這個社會。

為什么我們這種學校的教育，孩子們一走出校門，走入社會就會感覺到茫然無措，感覺到過去在學校里面他們想象的社會跟真實的社會相比是不一樣的，真實的社會更加可怕和邪惡？我覺得就在于我們一直在美化教育、欺騙教育，不敢面對現實。

問：書的后半部分描寫了荒謬的現實社會，道德淪喪。這樣的社會希望何在？

莫言：書的后半部分就是一種現實。如果說前邊的部分還有很多我的虛構的話，到了小說的第四部分，我覺得很多都是現實生活中有的，而我還是用了非常節制的辦法來寫，像代孕，生育方面不公平的現象，形形色色的奇聞逸事，欲望的極度膨脹，人的邪惡天性的極度表現，都是在我們生活當中觸目可見的。

當然我想即便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邊，善和美的東西依然存在。即便是像蝌蚪這樣忍受了不白之冤，被一個明明是搶錢的小孩瘋狂地追殺，他到最后得到了一個覺醒、覺悟，那就是惡是不可消滅掉的，惡是社會上應該存在的東西，就像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毒蛇猛獸，就像森林里面存在著狼和老虎一樣，不可能把惡消滅干凈，惡它們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為沒有惡的存在，善和美也就無處生存。只有跟惡和平共處，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燦爛的光芒。這就是蝌蚪的一種覺悟吧，也是我對當下社會上各種黑暗現象、丑陋現象的認識。

這也是上個星期我在北大跟馬丁·瓦而澤先生談話的時候，馬丁·瓦而澤先生說，作家應該在他的作品里面甚至同情一個十惡不赦的惡棍。我想真正的悲憫，真正的同情心因該是對惡棍的同情，因為惡棍實際上也是一個受害者。

就像前幾年在美國的福吉尼亞大學，一個韓國籍的學生開槍射殺了他30多個同學，無辜的同學和老師。當舉行追悼死者的晚會的時候，這些死難者的家屬們沒有忘記給這個開槍的韓國學生也點亮了一支蠟燭，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孩子也是痛苦和不幸的，他毀滅自己也是對一個生命的毀滅。他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也經過了長期的痛苦的思想斗爭，所以他本身也是個病人、患者、不幸者。所以我想這支蠟燭倍感珍貴，就比一般的那種為善良的好人點燃的蠟燭更讓人感悟，感悟到真正的寬容和理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