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與“民富”并不矛盾

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說明國人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當前，收入分配改革又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當前中國的收入分配存在兩個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分的問題：其一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即所謂“不均”；其二是居民收入尤其是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或者說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不斷降低，可謂“寡”。當然，這種“寡”僅是相對于高速增長的GDP而言，居民收入的絕對增長速度在全球范圍內還是可觀的。因此，當前我們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關心，應該是“既患寡又患不均”。

我國收入分配的“寡”與“不均”，成因較為復雜。“寡”與“不均”之間有聯系。勞動者報酬的比重不斷走低與居民收入差距密切相關。但“寡”與“不均”之間又有重要區別，其突出體現就是政策上的悖論：一些政策有助于改善“寡”，但可能加大“不均”，典型的如提高個稅免征額；反過來，一些政策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均，但可能會降低居民收入比重，典型的如限制高管報酬。

因此，調節兩類收入分配需要各項政策的密切配合，需要尋找能同時在兩個方面都能發揮正向作用的政策手段。

最近20年來，以經合組織成員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收入分配問題：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拉大。由此相關的政策討論非常豐富。中國作為后發的市場經濟國家，對于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失調問題并無先例可循，有必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

與中國不同的是，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不斷下降，但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并無顯著變化。對于中國“寡”的問題，通常的說法是由于財政收入比重不斷上升，導致居民收入比重不斷走低。為什么發達國家能夠“國富”與“民富”同步實現？主要的原因是：國家集中的財政收入，又通過各種渠道轉化為居民可支配現金收入或實物福利。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到，所謂“國富”一定導致“民窮”的推理，在理論上是錯誤地將政府定位為居民的對立面，認為政府僅是居民部門經濟資源的爭奪者，忽視了政府可以動用掌握的財力提高不同群體可支配收入或福利的功能。后者的實現程度，在實踐中就取決于財政支出結構。

發達國家政府為什么要集中大量經濟資源，然后再轉化為居民的收入呢？要知道，這一過程一定會產生嚴重的效率損失；又如當前發達國家的現實情況，控制不好還會導致政府債務危機的發生。這樣做的原因在于，政府要擔負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為平等而適度犧牲效率，這是一個社會的合理選擇。

發達國家的經驗說明，財稅手段能夠有效發揮調節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功能；這一功能的實現在財政收入層面可能體現為“國富”，但“國富”與“民富”并不矛盾。在財稅手段之中，財政支出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充分。

中國同樣應當重視財稅制度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以完善的市場經濟為方向深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可以從成因的角度緩解收入分配的難題。但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市場經濟運行的結果，必然伴隨著收入差距問題，同樣需要有相應的政策工具予以調節。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收入分配問題的成因是什么，財稅政策依然能夠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

而在財稅制度的各種手段之間，財政支出方面的調整應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一者稅收制度的調節功能不能寄予過高期望。即使是直接稅征管能力遠強于中國的發達國家，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依然不容樂觀，何況當前我國直接稅征管能力薄弱。二者財政支出中面向居民的轉移支付，能夠同步改善兩類收入分配，而稅收手段一般只能兼顧一方面。

以財政支出為重點調節收入分配，就需要改變當前經濟建設色彩濃重的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深化社會福利事業的改革與發展。這方面尤其要樹立大財政的觀念。單純的從一般預算內的數據來看，近些年來中國財政支出公共化的步伐進步很大，民生支出明顯增加。然而，在一般預算之外，大量的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讓收入及以其為基礎的地方融資平臺收入、應上繳未上繳的國有企業利潤，都是具有財政特性而用于經濟建設支出的資金。

初略估算，如按照國際可比的全口徑，中國財政支出中用于經濟建設的部分依然超過50%，而發達國家這一比重在10%左右。這固然與我國依然處于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的國情有關，但很多以產業政策名義支持企業發展的資金的合理性值得重新思考。面向未來，在大財政的理念之下，中國財政有實力逐步通過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充分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步實現“國富”與“民富”。（作者系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