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所學者豆小紅做過一個相關研究。按地域、年齡、受教育程度等指標，他抽取了幾組湖南高校畢業生樣本，分析其“職業發展”與“家庭出身”之間的關系。調查結論是：父輩的職業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輩的職業地位。公眾又是如何看待這一結論的呢？調查顯示，75.71%的受訪者對“父輩職業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子輩職業地位”表示認同。(《瀟湘晨報》9月25日)

反對

“二代”稱謂太狹隘

所謂“父輩職業地位決定子輩職業地位”，無非是說父輩處于上流社會，那么子輩必然有更好的出路；而父輩居于社會底層，那么出路自然不言而喻。這樣的說法其實并不新鮮，與“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有的是背影”的黯然神傷及更早的“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異曲同“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社會現實，隱喻著社會性的結構危機和底層人固化跡象。

社會結構本來應是一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框架體系，“奮斗改變命運”或者“英雄不問出處”不該是一句口號。但現實的重重壁壘，卻導致了底層人向上“流動”的步履維艱。“調查中可以發現，‘富二代’大學生比‘窮二代’更容易謀求到一個好職業。”我非常反感“窮二代”的身份圈定。窮人的孩子為什么就是“窮二代”，如果按照這種邏輯，假若時空上溯幾十年乃至更早，如今的富人群體、精英群體，其祖輩有幾個不是農民和貧民？如果把農民工的兒子稱之為“二代農民工”，那么，請問我們又是第幾代農民工？

任何群體的稱謂其實都具有某種狹隘的特征。古人尚且能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今人卻只能自怨自艾？我反對當前以“窮二代”、“富二代”之類稱謂去劃分社會階層的社會心理傾向，我更認可“富有—中產—貧困”的階層劃分。不能否認，窮人的后代相對于社會其他群體而言，參與社會化競爭和向上流動的機會要狹窄、能力要弱小。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機會和能力；同時更不意味著，這種機會的狹窄和能力的弱小是正常與公平的。這才是一個必須要厘清的問題。

所以，時下我們需要做的，是通過社會財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項制度的跟進，逐漸縮小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弱勢者向上流動的機會和途徑，同時漸漸消弭貧富群體之間存在的心理割裂，讓“屌絲的逆襲”不再成為傳奇。而圈一個“父輩決定出路”的框子跳進去，再在框子里討論公平與命運，實際上是對公平訴求力量的無形消解。陳一舟

剖析

社會公平機制軟弱

3397人參與了《瀟湘晨報》與大湘網的此次聯合調查。75.71%的受訪者對“父輩職業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子輩職業地位”表示認同；但也有16.76%的人持反對意見，他們堅持“奮斗能改變命運”；其余的7.53%，選擇了態度含糊的“說不清”。

無獨有偶，近日，清華大學發布的一項調查成果也表明，“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這種出身決定命運的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驚醒，因為這種現象折射了社會公平機制的軟弱。

一個社會要想和諧發展，文明進步，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社會公平機制。現在，我們有這個機制，但這個機制比較軟弱，許多時候在權力面前、金錢面前疲軟，這樣，必然導致出身對命運的強力影響。

出身決定命運不僅傷害社會公平秩序，更傷害社會的文明進步。一方面，他不利于激發人才的獨立競爭探索創新精神的形成，不利于打造社會的主流風氣；一方面他促使社會諸多丑陋風氣的猖狂，比如啃老族、拉關系網、拜金主義、權力崇拜等等。出身決定命運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是社會文明的攔路虎，是人才脫穎而出的第一障礙。

一個人的出身無法選擇，但一個人的命運必須自己決定，這應該成為社會的基本定律。這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從改變中國人的教育理念入手，讓公民逐步樹立起尊重孩子成長，把命運決定權交到孩子手中的思想，要讓中國人走出為孩子生存的理念，要逐步建立起正確的父母價值觀。二是必須從強化社會公平機制的嚴格規范監督入手，對于社會公平機制的落實必須采取強硬手段，堅決杜絕金錢、人情、權力的參與。

中國是一個人情大國，這本沒錯，但這個人情只有建立在尊重公平的基礎上，才能讓人情效益變成社會文明效益，如果只對少數人講人情，必然讓社會的公平機制破損。改變出身決定命運，讓知識決定命運、智慧決定命運、勤奮決定命運成為社會主流是我們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