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迄今為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了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8800多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700多件。這些大量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與法律、行政法規各司其職,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地方立法權的確立和發展，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統一而又多層次的特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建國以后的前30年，只有民族自治機關享有地方立法權。1954年憲法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任務，開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新時期。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后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同時賦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這是我國立法體制的重大改革，也拉開了地方人大立法的序幕。1982年憲法正式確立了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地方立法權，并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1982年修改的地方組織法規定了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人大常委會，可以擬訂地方性法規草案，提請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審議。1986年修改的地方組織法進一步規定：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準后施行。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先后5次通過作出有關決定或決議的形式，授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法規。1981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決議，授予廣東、福建兩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各項單行經濟法規的權力；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關于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授權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遵循國家有關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和國務院有關行政法規的原則，制定法規；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決定，授權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實施；1994年八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出決定，授予廈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法規的權力；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又作出決定，授予汕頭和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法規的權力。

2000年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立法法，全面系統地規范了地方人大立法權，對地方性法規的立法權限、立法程序、效力、適用、備案審查等作出詳細具體的規定。并賦予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以較大市立法權。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就以下幾類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一是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二是屬于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三是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事項，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后，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廢止。

至此，經過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20余年的發展歷程，適應我國統一、單一制國家結構以及各地方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需要，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2000年通過的立法法最終確立了我國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集中行使國家立法權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各自行使不同層次的立法權。目前，我國具有地方性法規（包括經濟特區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制定權的主體包括：22個省，4個直轄市，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以及49個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這些較大市中，有27個為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18個為國務院批準的其他較大市，即：唐山、大同、包頭、大連、鞍山、撫順、吉林、齊齊哈爾、青島、無錫、淮南、洛陽、寧波、淄博、邯鄲、本溪、蘇州、徐州；另有4個為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經濟特區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與法律、行政法規一道，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一整體。

二、地方立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發展歷程，始終是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伴相行的。30年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堅持“不抵觸、有特色、可操作”的原則，努力探索制定“先行先試”型法規、與法律配套的實施性法規、體現地方特色的法規，不斷創新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方式，認真清理地方性法規，有力地推動了地方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及生態文明建設，為鞏固改革開放成果和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地方立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