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人行權，咋能避免“提心吊膽”？

“刑事辯護律師一不小心就會‘觸雷’……”“注意不要擅自單獨收集證據，對公安、檢察官、法官要客氣……”這是網友交流避開刑事辯護風險的心得。

這種無奈，緣于“懸在律師頭上的劍”——現行刑事訴訟法、刑法中有關“律師偽證罪”的規定，即辯護人不得幫助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否則要承擔刑責。

一審稿將辯護人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在征求公眾意見時，這依然被看做對律師有歧視色彩。為防止該條被濫用，二審稿新增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應當由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

“這一點顯示了我們法治的公平正義原則，社會輿論反映非常好。”二審時，李連寧委員表示。

陳舒認為，這一條依然有不足，“法律并沒有對其他法律從業人員有類似的規定，這是一個失衡的、歧視性條文，將辯護律師列入了需要特別防范的潛在的‘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敵對者之列。建議刪除‘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句子”。

關于會見，草案基本實現同律師法的銜接：律師可持執業證書、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看守所應及時安排，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會見不得被監聽。但也有例外，二審稿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偵查期間會見應經偵查機關許可。

列席會議的陳瑞愛代表擔心，“至遲不能超過48小時”、經許可會見的例外情形，會限制律師會見，不利于保障人權，建議刪除。

賀一誠建議，為強化司法機關對律師辯護的保障，將有關辯護人制度中的“可以”均改為“有權”;在偵查期間，對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但應排除監控與辯護人之間的通訊，以切實保障辯護人有效行使辯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