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批中國大學靈魂喪失理想透支
王長樂教授在《周末評論》所發文章《大學師生關系異化源于制度理性缺失》，對中國大學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種全新闡釋，認為制度理性的缺失是大學問題之源。筆者完全同意王教授文中所列事實，但是王教授給出的病因筆者有不同看法。理性可以分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任何制度的出臺都是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王教授所指
的理性缺失，應該是指價值理性的缺失，如果我的分析沒有錯，那么構成中國大學的制度理性應該是工具理性，對于工具理性，中國大學不是缺少，而是太多了、太理性了。工具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粗淺的表達就是“可計算性”，由此觀之，中國大學的計算本領已經讓世人嘆為觀止，瞠目結舌了。
中國的大學到底怎么了？對此可以初步診斷為，內在的信仰與外在的承認相分離，導致大學靈魂的喪失。
由于中國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國立大學，這就決定了它的經濟來源完全依賴于國家，再加上沒有適當的法律保障這種投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注定了大學缺少思想獨立性的前提條件，由此，大學內在的價值理性在窘迫中早已遺失。為了獲得相對穩定的財政支持，大學被迫蛻變為一個符合計算性要求的變相的準政府機構。在這種艱難的選擇面前，大學何為？是把自身定位為一所思想獨立的大學還是一個官僚機構？如果想成為思想高地，又擔心來自經濟方面的隱憂；如果把大學完全定位為一個準政府機構，又與公眾早已接受與認同的大學理念相矛盾。在這種基礎性的兩難困境面前，大學別無選擇，只能首鼠兩端，見風使舵，或者干脆以犧牲思想獨立性為代價，在市場機制的操作空間內向權力投降，退化為精神的侏儒，完全按照官僚機構的模式構建與運作。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現實，也是世界各國都遭遇的局面。這種情況在我國尤其嚴重，看看時下大學的權力/利益分配地圖，所謂的“985”、“211”高校，無不是規訓大學獨立性的手段。真正的科學進步與這些分類稱號有直接的關系嗎？目前正在火熱進行的教學評估以及重點學科的評審，只不過是規訓大學的技術手段進一步具體化和強化而已，這些還只是對機構的宏觀控制。對主體的規訓則可以通過各種稱號的授予來達到，這些稱號背后都暗許了利益的承諾。從宏觀的分類到微觀各種稱號的授予，整個大學的獨立空間基本喪失殆盡，而所有這些規訓都是通過工具理性的可計算性原則與利益的空間分配原則完成的，在這樣密布的規訓措施的滲透之下，任何機構和主體都無處可逃。中國大學之所以媚俗與沒有理想，原因皆在于此。
按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應該占本國GDP的4%以上(發達國家已達6%)，而我國自2002年達到歷史高點的3.41%以來，逐年下降，到2005年更是創下近年新低，僅為2.16%，2003年我們的投入是3.28%，而同期的印度是5%，在這種大環境下，艱難度日的大學如何還敢拒絕市場召喚？不要說國家沒有錢，近幾年財政收入年增長率都在兩位數以上，每年的審計報告都能發現各級政府機構浪費數百億元的現實。這一切導致當下的中國大學出現了一種分裂型“人格”：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作為教育的承載者的大學如何擺脫這些困境？我們看到了大學在利益面前的媚笑：向各類明星、權貴笑臉敞開大門；看到了學校合法地向各級政府官員兜售文憑；看到了大學在角落里夢想著提高學費的算計等等。所有這些都使大學演變為一個個戴著耀眼頭銜的商業公司。學生與學校的關系迅速退化為一種合同制的產品制造過程。
梅貽琦先生曾諄諄告誡：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只是一個很生動的表面隱喻而已，僅有這兩點是遠遠不夠的，也許大學更需要骨氣和自由。不過由此引發了大學存在的另一種尷尬：我們的大學多了，學生多了，相對于西南聯大來說辦學條件也好多了，然而卻一直沒有培養出多少大師的原因何在？這是一個大問題，目前還沒有辦法達成共識，但是，至少在微觀層面，現在的大學老師都不喜歡上課，卻是不爭的事實。按說，上課是老師的基本職責所在，也是基本的謀生之道，為何今天的老師不樂于上課呢？原因在于給學生上課是極不經濟的行為，課時費被層層剝皮，真正到一線教師手里已經所剩無幾了。而且，現在的考評體制也存在嚴重問題，各高校都注重所謂的科研，反而把本應被關注的教學忽視了，出現了完全本末倒置的怪現象。雖然各個學校也出臺一些硬性要求，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這也怪不得老師們，畢竟每個人都要生存。在目前的考評體制下，課上得再好，對于個人目標的實現也是于事無補的，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大學知識傳播鏈條的完整性，甭說不出大師，在這種模式下能夠培養出合格的“產品”已經是教與學雙方的最大努力空間了。(作者李俠為中南大學教授)(科學網-科學時報文)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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