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部關于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電影正在院線上映——《至暗時刻》（Darkest Hour）。

影片由2005年版《傲慢與偏見》、《贖罪》的導演喬·賴特（Joe Wright）執導，飾演丘吉爾的是加里·奧德曼（Gary Oldman）。（歪樓：就是《這個殺手不太冷》中的腐敗警察和大家都愛的影版小天狼星啊！）

影片講述的是丘吉爾在第一個首相任內所面臨的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選擇：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World War II, the fate of Western Europe hangs on the newly-appointe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who must decide whether to negotiate with Hitler, or fight on against incredible odds.（imdb.com）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西歐的命運懸于新任命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他必須在與希特勒談判和克服萬難與之對抗中作出選擇。

溫斯頓·丘吉爾1874年生于英格蘭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鎮。他出身貴族家庭，父親倫道夫勛爵曾任英國財政大臣。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丘吉爾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之一。

溫斯頓·丘吉爾（左一）在1945年雅爾塔會議

他領導英國人民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還記得嗎？前不久熱映的諾蘭電影《敦刻爾克》（Dunkirk）就是以丘吉爾1940年6月發表在報紙上的一段演說作為結尾的：

Even though large tracts of Europe and many old and famous states have fallen or may fall into the grip of the Gestapo and all the odious apparatus of Nazi rule, we shall not flag or fail.
即使歐洲的大片土地和許多古老而著名的國家已經淪陷或可能陷入蓋世太保（德國納粹秘密警察）和納粹統治的魔掌，我們也絕不妥協、永不言敗。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我們將戰斗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上作戰，我們將帶著高漲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家園，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著陸場作戰，我們將在田間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野作戰；我們決不投降。

《敦刻爾克》劇照

丘吉爾的演說激昂而極具說服力。政治雄才之外，他還展現出一位優秀的寫作者和藝術家所特有的非凡創造力和表現力。

1953年，他因“精通歷史和傳記寫作以及他那些捍衛人類崇高價值的非凡演說”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和平獎哦）。

Churchill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53 “for his mastery of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 as well as for brilliant oratory in defending exalted human values”.

不過，關于這位超凡的政治領袖，杰出的歷史學家、文學家、畫家，我們要說的卻是他的另一面——相信我，這個故事里的丘吉爾遠比我們在歷史課本里了解到的生動立體、可敬可愛。

? 丘吉爾有一條“黑狗”，伴隨他走過了漫長歲月。

這條“黑狗”，名叫抑郁癥（憂郁癥）。

全世界大約有3.22億抑郁癥患者，患病率約為4.4%。國內的抑郁癥患病率大約在3%到5%之間。

丘吉爾知道它的存在，而稱之為“黑狗”，一說因為這是他的奶媽埃弗里斯特太太對胡來的小孩的常用稱呼：

Churchill picked up the term “black dog”, a commonplace description by Victorian nannies for out-of-sorts children, from his childhood nurse, Mrs. Everest.

另一說，是因為罹患躁郁癥（manic-depression）的英國詩人、散文家塞繆爾·約翰遜：

Churchill knew it and named it his “black dog”, following Samuel Johnson (who, like many great men, suffered from the great disease of manic-depression).

很多人致力于寫作和研究丘吉爾與他的“黑狗”。我們今天要說的這本書，或許正是開此議題先河的那一部——《丘吉爾的黑狗》，副標題是“憂郁癥及人類心靈的其他現象”（Churchill’s Black Dog and Other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作者安東尼·斯托爾（Anthony Storr, 1920-2001），負笈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和西敏醫院，是英國首屈一指的精神科醫生、作家、牛津大學研究員。譯者鄧伯宸是臺灣人，譯得很走心，文中不乏金句。

中文版腰封有這么一段推薦語：“憂郁癥是這個世紀的隱形殺手，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哭泣，不敢承認自己有憂郁癥。這本書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從正面的觀點來看憂郁癥……”

我想此書確實如此。

? 丘吉爾與“黑狗”的故事，是書的第一章。

作者坦言，開啟研究之時，丘吉爾已經作古，因而他只能依靠“一些弄得到手的文字記錄”，盡管如作者自嘲的那樣“膽大妄為”，但我們或多或少依然能夠對丘吉爾的內心世界管窺一二。

與此同時，或許在心里默默地來一點對號入座，幻想下一個同時擁有非凡成就與憂郁性格的人會不會就是自己。

安托爾致力于揭示偉人丘吉爾的另一面——那些與我們普通人一樣的需求、本能、希望與恐懼。

丘吉爾雖然出身于貴族之家，又有社會地位，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卻也有他一輩子想要克服、最后卻無法如愿的缺憾。如果沒有這些缺憾，他可能會更快活些、平凡些、安定些，但也可能就沒有那么偉大。要是他是個四平八穩的人，可能也輪不到他來喚醒英國的國魂。

在1940年，任何政治領袖，盡管內心已經徹底絕望，多半還是硬著嘴皮子為英國人打氣，只有一個人，了解并面對過自己內在的絕望，反而能夠在那一刻接受殘酷的現實，也只有這個人，知道如何在絕望中抓住一線希望，在敵人團團的圍困中，斗志反而燃燒得旺到了極點，能夠將悲情的現實轉化成大無畏的話語，在1940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夏天，支撐住我們，不至于倒下去。

正因為他終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絕望戰斗，只有他才能夠告訴別人，絕望是可以戰勝的。

這幾句話，莫名地讓我心潮澎湃。

之所以想寫寫這本書，是有感于身邊親密的小伙伴正在與“黑狗”對抗。我們心疼，卻又無可奈何，因為我們知道，能夠向內心“黑狗”宣戰、并拯救她出泥淖的只有她自己。

距離無法讓我擁抱她，但或許她、以及無數做著同樣掙扎的小伙伴們，能夠從安托爾對丘吉爾的解讀中重拾對自己的信仰，從而獲得些許力量，去對抗緊緊包裹著他們全身的絕望感。

? 丘吉爾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年輕的時候，大概有兩三年吧，所見全都一片黯淡。我照常工作，坐在下議院，但黑色的憂郁籠罩著我……”

“I don’t like standing near the edge of a platform when an express train is passing through. I like to stand back and, if possible, get a pillar between me and the train. I don’t like to stand by the side of a ship and look down into the water. A second’s action would end everything. A few drops of desperation.”
“當一列快車通過時，我不喜歡站在月臺邊緣，非得退到后面，最好有個柱子擋在我跟列車中間。我也不喜歡站在船邊往下看。下一秒的動作可能就會結束一切。絕望不絕如縷。”

在丘吉爾唯一的一部小說《薩弗羅拉》（Savrola）中，他溢于言表的絕望和典型的憂郁性格也被清楚地折射在主人公薩弗羅拉身上——他是一位演說家兼革命家，就像丘吉爾本人一樣。

“值得這樣嗎？”飽受抑郁之苦的人，一輩子都會被這個問題糾纏著不放。臨到最后，薩弗羅拉再度發出同樣的疑問。

革命成功了，但是，“倦怠的感覺、斗爭的厭惡、平靜的企望，一股腦涌上心頭。奮斗了那么久，目標眼看著就要達成，卻似乎一點也不值得……”

“厭倦了那些紛紛擾擾的人與事”，薩弗羅拉登臨天文臺，“有感于眾星的神秘，翹首望天”，遙想木星之美。

“（木星表面的生命）或許只是一團扭曲的生命元素，或許完全超出他的想象。一切問題終將解決；一切障礙終將克服；生命終將達到完美的境界。順著這樣的想象，超越時間與空間，他一躍而入遙不可及的未來。冷卻的過程將繼續；生命完美的境界將終結于死亡；整個太陽系、整個宇宙，終有一天會像燃盡的煙火，冷掉，死寂。”

丘吉爾的憂郁氣質，與遺傳頗有關系，也在童年環境的影響中有跡可循。

他的家族中，至少有兩位鼎鼎大名的先人曾深受這種情緒惡疾之擾，其中包括他的父親倫道夫爵士。

另一方面，某些跡象顯示，童年時期父母親的冷落是造成丘吉爾憂郁氣質的重要因素：

丘吉爾是個早產兒，比預產期早兩個月出生。他的母親當時年方二十，美貌出眾，忙于社交應酬，無暇照顧剛出生的兒子。倫道夫爵士則熱衷于政治。父母對小丘吉爾的看護可說少得可憐。

唯一能讓他免于感情饑渴的人，是她的奶媽埃弗里斯特太太。直到她去世，也就是丘吉爾20歲那年，她始終是他最大的依靠。她的照片一直掛在他的房間，直到他走完自己的一生。

? 那么，丘吉爾的性格是怎樣的呢？父母的冷落與疏忽又如何影響了他？

丘吉爾的生命力極強，活到了90歲。到80歲時，他逃過了一次心臟病發作、三次肺炎、兩次中風，外加兩次手術。他一貫吃喝無度，煙抽得極兇。直到古稀之齡，很少聽他喊過累。丘吉爾大半輩子都在與抑郁癥對抗，直至年老體衰加上腦血管硬化，才最終放棄了抵抗。

但這卻不是來自于他天生的強健。他反倒生就一副弱不禁風的體格，身高不過五尺六寸五（約1.69米），胸圍三尺一，“小頭方腦，其貌不揚”，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小男生，總是受欺、挨打；長大成人了，還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雙手細白得像個女人，胸口無毛，講起話來吞吞吐吐，有點結巴。”

就讀中學預備學校時，男同學拿板球砸他，嚇得他躲到樹叢后面，這次經歷成了他記憶中難以忘懷的羞恥，使得他痛下決心，絕不再示弱，也絕不再輸給別人。

18歲那年，在表兄弟與兄弟的追趕下，為了不被逮到，他奮不顧身地從橋上一躍而下。那一跳，足足有29尺之高（約8.8米），結果摔裂一個腎臟，三天昏迷不醒，臥床將近三個月。

在這種“匹夫之勇”中，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人——相當程度上，他是在強迫自己跟自己內在的本質作對。對外界的敵意，最終都轉而向內，變成跟自己作對。

感情上匱乏的孩子，由于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敵意，后來往往飽受抑郁之苦；而發泄敵意之時，日常生活中不夠邪惡的對手，又往往造成他們的良心之痛。

在瑞士精神病學家榮格（C. G. Jung）與斯諾（C. P. Snow）看來，丘吉爾是外向而缺乏判斷力的人；在謝爾登（W. H. Sheldon）看來，他是躁郁輪替，具有強烈憂郁癥的傾向。

他拒絕讓自己休息或放松，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需要依賴外在的資源和外在世界的支持才能維持內在的自尊；另一方面，他的內在卻“從來沒有產生過自我的價值感，而這種失落，再多外在的成功也補償不了。”

他驚訝于自己之被關愛，仿佛那根本不是他應得的。與此同時，他又發展出了極端的野心。自貶與自傲渾然于一身。

他曾寫道：

“We are all worms, but I do believe that I am a glow-worm.”
“我們全都是蛆蟲，只不過我相信，我是一條會發熱發光的蛆蟲。”

而1899年，他也曾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萬一不能成功，結果將會很慘，那一定會讓我一蹶不振，因為，除了滿懷的雄心壯志，我別無所恃……”

他的成就，“即使不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命數所定”，這種信念貫穿了他大半生。也正是因為深信自己“與眾不同”，他跋扈、急性子，毫不顧忌別人的感受——十足官老爺的架子，晚年更是少不了看護，房間里要兩個，最好是走廊上還有兩個；但同時，他又寬宏大度、心軟、同情落水狗，尤其是對淪為階下囚的敵人（或許是出于親身經歷的感同身受吧）。

始終不足的人往往“自私”。丘吉爾這樣評價他自己，“說到自我表現，我是遠多于自我節制。”如果不是那么以自我為中心，他的成就可能會少些；如果多些自我節制，他也就不會那樣具有魅力了。

? 在與憂郁對抗的日子里，為了防止自己墜入“焦慮與挫折的深淵”，丘吉爾像個陀螺般轉個不停，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無法完成的大事。

童年經歷所練就的對權威的耐受力，以及我行我素、毫不妥協的個性，又使得他在死亡巨大的吸引力面前，能夠拼了命地去抗拒。

除了歷史，他在其他學科上一無是處，直至他發現自己擁有駕馭文字的本領，使之成為自我表達以及不由自主陷入低潮時對抗抑郁的一項利器，并最終成為他“一廂情愿的信念”。

丘吉爾的一篇寫于1897年的文稿《修辭的腳手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這樣開頭：

“Of all the talents bestowed upon men, none is so precious as the gift of oratory. He who enjoys it wields a power more durable than that of a great king. He is an independent force in the world. Abandoned by his party, betrayed by his friends, stripped of his offices, whoever can command this power is still formidable.”
“在人類所有的天資中，沒有一個比演講的天賦更寶貴。享有它的人，他們所掌握的權力比一位偉大的國王所擁有的更持久。他是世界上的一種獨立力量。即便是被政黨拋棄，被朋友背叛，被剝奪了職位，任何能夠支配這種力量的人依然是令人敬畏的。”

顯然，丘吉爾的文采勝于辯才。年輕時，每逢演講，上臺之前他總是特別緊張，于是老老實實在講稿上痛下苦功。以大決心克服先天的不足，不靠天賦而能獲得成功，這又是一例。

相對歷史與文學方面的才華，作為畫家的丘吉爾或許鮮為人知。初執畫筆，丘吉爾已經年過四十，正是達達內爾海峽之敗、他辭去海軍部長職位之時。對于他而言，畫畫是他宣泄好戰欲的出口，這在他的《繪畫遣懷》（Painting as a Pastime）中有生動描述：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my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large, fierce strok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The spell was broken. My sickly inhibitions rolled away. I seized the largest brush and fell upon my victim with berserk fury.”
“松節油一潑，藍色與白色顏料一灑，調色板上一陣猛攪，然后大刀闊斧一揮一劈幾抹藍色狠狠砍下，一無遮攔的畫布，任誰都看得出，毫無招架之力，只能聽憑暴力稱心快意，齜牙咧嘴，無助地瞪著我。”

《繪畫遣懷》

丘吉爾偏愛暖色，他需要浪漫色彩的形象，來照亮自己動輒墜入的黑暗。

直至老年，嚴重的大腦動脈硬化終究奪走了他的意志力。退休之后，“生命之于他，已經令他自己深惡痛絕。”

在丘吉爾去世之前的五年，他忠實的生活記錄者莫蘭爵士擱筆了，“退休之后，他沉沒在渾渾噩噩、糊糊涂涂之中，種種痛苦的細節，還是不說也罷。”

誠如安托爾所言，“在他一生之中，多次經歷挫折，即使是一個免于‘黑狗’糾纏的人，恐怕也難以承受那種絕望的打擊，早已頹然倒地。然而，直到耄耋之年，鍥而不舍的決心，加上無比的抗壓力與勇氣，卻讓他征服了自己內在的敵人，一如他喚醒自己深愛的國家，終于擊敗了外在的大敵。”

面對著大本鐘的丘吉爾雕像

? 與自我對抗是無比辛苦的，兩頭都是消耗，但或許沒有人能夠幸免。終其一生，丘吉爾知道“黑狗”的存在，卻絕不承認它的存在，更沒有嘗試過要與自我和解。

在丘吉爾與“黑狗”對抗的故事里，我看到他力圖超越自身局限的種種努力，也似乎感受到內在世界里他的糾結、抵抗與掙扎，這些都讓我肅然起敬。

在現實里，我希望我們都能夠學會與自我和解，這也是我一直以來都在學習的功課。但如果不能，那就到丘吉爾與“黑狗”的故事里尋找些許激勵與啟發吧。

書序的第一句話：“能愛，能工作，是弗洛伊德為心理健康下的定義。”

愿我們都能愛，能工作，并且，愛工作吧。周末愉快！

（來源：中國日報雙語新聞微信? 作者：方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