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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為了慶祝一個為期六個月的打擊盜版和侵犯知識產權（IPR）的專項行動取得階段性成功，中國政府在全國六個城市集中銷毀了大量盜版制品和假冒偽劣商品。520萬本圖書、DVD和其它假冒偽劣商品化為灰燼。據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副局長高峰在1月11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在此次活動之前的三個月內，全國執法部門收繳了超過600萬件此類商品，抓獲了犯罪嫌疑人4000多人，罰款金額超過51.2萬美金。

但是這一行動并沒有給安與恩律師事務所（Anderson & Anderson）的知識產權律師包恒（David Buxbaum）留下深刻印象。這位自1972年起就在廣州工作的律師是那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破冰訪華之旅后第一位被允許在中國執業的美國律師。他不那么確定這次從去年11月開始的專項行動和類似的政府項目能夠真正解決問題。坐在他位于中國制造業和出口業心臟地帶的廣州的辦公室，包恒把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狀況稱為“急速擴散的瘟疫”，只有對行政和法律系統進行重大調整才能根除這一頑疾。

“我住在一個中產階級社區，”包恒說。“每個人都買得起正版光盤和電影，但是你就是找不到正版碟。所有光盤都是盜版的。”雖然在全國95個知識產權法庭中，涉及商標、專利、不公平競爭等案件的數量都在上升——據網上知識產權案例數據庫CIELA.cn統計，自2006年起，共有13000件此類案件——但“考慮到知識產權侵權在中國的嚴重程度”，這只是個很小的數字，他表示。“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希望杜絕盜版，以中國政府強大的執行能力，他們可以在幾個月內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所有的知識產權律師都像包恒這樣持懷疑態度，但是的確有很多人對一些問題表示了擔憂，從計算機黑客到盜版商品，甚至高端的工業間諜。這些問題在中國企業界非常普遍，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以盜版商品為例，根據歐盟的數據，2009年在27個歐盟國家所查獲的假冒和盜版商品中，有64％來自中國，比2008年上升了10％。在繳獲的1億1800萬件物品中，服裝的比例最高，但是也有其它各類商品，包括藥品、家用電器、香煙、還有CD和DVD。

但是形勢會變得更糟嗎？在某些領域內，外國企業要想贏得中國政府的批準在國內投資，他們必須同意向中國的合資伙伴轉讓技術，這讓他們感到惱怒。中國最近提出的要在2050年前把中國建設為一個科技強國的本土創新計劃也充滿爭議。它鼓勵一些行業的中國企業研究和仿制進口的技術，這樣他們就能在產品上貼上“中國制造”的標簽。在費城舉辦的沃頓中國商業大會中發言的德勤（Deloitte）公司合伙人鐘靜嫻（Lilly Chung）指出，這一計劃旨在提高包括新能源和高端制造業在內的七個高科技行業的“產品附加值”，讓這些行業占GDP的比重從現在的3％提高到2015年的8％，2020年要提高至15％。“這種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轉變是巨大的。我認為政府的領導層明白，技術將會推動中國的下一輪發展。”

但是，“在很多國際性科技企業看來，這是一個技術盜竊計劃，而且規模之大，未曾有之，” 安可公司（APCO Worldwide）的高級顧問，中國問題專家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去年由美國商會發布的一份分析報告中寫道。這份報告的題目是“中國‘自主創新’的動力：一張產業政策的網絡”。

讓很多知識產權專家同樣感到不安的是跨國公司對這些威脅的反應。盡管對于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有很多討論，但專家認為很多企業層面的預防措施還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最大的障礙是很多公司認為他們在中國做不了什么，這也算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期，”羅思知識產權事務所（Rouse Partners）在廣州的律師貝仲明（Chris Bailey）說。他回憶起一次讓他驚詫的經歷。當時他前往拜訪一個知名的跨國大型軟飲料公司在中國的辦公室，發現他們的知識產權保護不但落伍，而且經費不足，“我們只有非常基礎、低成本的行政人員在處理相關事務，根本無法向法院提出刑事甚至行政訴訟。這家公司的母公司也許在本國市場的知識產權管理方面非常活躍，也許在重要的市場也是如此，但是它沒有把這部分的經驗帶來中國。”

逐利而行

侵犯知識產權不僅在中國非常猖獗，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于是很多跨國企業認為這是一場無法打贏的戰役。“你永遠也不可能贏，你只能做好管理，”耐克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唐納德·布萊爾（Donald Blair）在沃頓中國商業大會做主題發言時指出。“很不幸的是，我只能半開玩笑地說，因為你的品牌足夠火，你才會有假冒商品的問題。”

在中國，耐克的品牌的確夠火。這位首席財務官表示，耐克是中國市場的領頭羊，在5月31日結束的財年內，它在大中華區的年銷售額超過17億美元，并且有望實現其于2015年前銷售業績翻倍的目標。

實現這一增長的關鍵是其在國內將近兩百家代工工廠。“和我們工廠合作伙伴的良好關系能幫助我們管理假貨問題，”他說。“很不幸的是，生產一個看起來像耐克的產品并不難。但是要生產一個能起到耐克作用的產品卻很難。如果你把真貨和假貨做比較，你就能看出差別來。冒牌貨很重，它也許在外形上很相似，但和真貨完全不是一回事。”

當然，中國市場對于耐克來說并不只是一個生產基地，它也是創新的來源。“在過去幾年內，不少產品的研發，甚至創新是在中國完成的，”布萊爾說。“中國的經驗幫助我們發明了一些新的想法和產品，比如一種制造非常耐用運動鞋的技術，它非常適合在中國很普遍的室外硬地上打籃球。這一創新后來也用于全球其它市場，推動新的創新。”

高昂的成本

這對很多在中國運營的外國公司來說是一條振奮人心的消息。但是在風險咨詢公司Kroll在香港的副執行董事尼古拉斯·布蘭克（Nicholas Blank）看來，知識產權侵犯和假冒產品還是很有可能帶來巨大的災難。“我們不是在說什么欺詐問題，而是可能會給公司帶來幾千萬美元損失的問題。而且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它還會影響到企業的士氣，并且這些事情需要對監管部門進行披露。”

盡管如此，他還是同意耐克的布萊爾的觀點，認為知識產權的損失是當今商業運營中不可避免的成本。“人們想把研發部門鎖在一個小屋子里，但是那其實并不可行，”他說。“在現實生活中，在你經營的過程中，總是有一部分知識產權不可避免地會走出門去。關鍵是找到那些大的漏洞并且進行彌補。”

一個簡單明了的做法是對應聘者進行背景調查，雖然這種做法的有效性在中國受到局限。“在中國，企業檔案涉及的范圍很廣，而且動輒就幾百頁。但是要對一個人進行犯罪記錄調查卻無法做到，”布蘭克說。“很多調查需要走出去，和人進行交流，”來幫助公司避免雇傭那些被布蘭克稱為“寄生蟲”的人，即每兩到三年就因為犯下欺詐行為而跳槽的高層經理人。

“對于企業來說，一旦你失去了一個商業機密，你就輸掉了整場戰役，”他說。“一位調查員可以了解事情經過，你也可以看到它所造成的損失。但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從中吸取教訓。”

不要信任，要甄別

有時候學習速度要比一個新來中國的公司預想得快。黃沃森（Zach Wortham）過去五年來一直在總部位于廣州的敬海律師事務所內任高管。他說，外國企業需要對中國的現實情況做好充分的準備。他舉例說，他發現外國企業高管中很常見的一個錯誤是以為那些握手、喝啤酒和介紹雙方家庭認識等活動能夠阻止侵犯知識產權的事情發生。中國人“會找漏洞，”他說。“他們會花時間自己來研究法律，他們會請一位助理來做這個工作，或者聘請一位律師在企業內坐鎮。他們會做所有的工作，所以他們會比你更懂相關法律。一旦發生狀況，他們就可以利用這一優勢。我們管這個叫‘絕殺’，他們大概覺得這就是做生意的好方法。”

黃沃森的很多工作就是幫助他的客戶——大部分是剛剛進入中國的中小型外企——更好地了解信息和法規。“如果你不了解中國的法規和原則，你怎么能參與其中呢？”他問道。“如果你對中國的實情掌握了足夠多的信息，你就能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你需要有一個計劃，并且不能指望中國政府為你代勞，”他說。“這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很多人不想做這些努力。他們會說：‘我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你們應該來保護我們。’而中國政府會說：‘你得保護你自己，我們現在沒有人力來做這些事情。’”

這種計劃中需要本地合資伙伴的參與。黃沃森說，在美國等國家，合作伙伴間會相互信任，或者達成口頭的協議，并且得到適當的保護。“在中國，除非你說得很明確，不然沒人會來保護你。如果你簽訂了一項合資協議，你需要明確地寫清楚‘這是我的知識產權，這是它將會被使用的細則，任何違背這些規定的行為將會視為違約，你將會為此（侵權行為）受到這樣、這樣以及這樣的處罰。’你不能簡單地說什么是侵權，你得詳細列明處罰的細則，這樣你才可能打贏官司。”

知識產權專家表示，越來越多的公司可以在法院贏得訴訟，而且執法力度，尤其是在大城市，也在得到改善。“大部分在中國經商的人對知識產權保護有一種負面的印象，這在過去確實如此，“黃沃森說。“但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其實中國是有一套司法體系的。”

總體來看，羅思知識產權事務所的貝仲明補充說，“我們建議他們先預設執法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是他也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公司愿意對簿公堂。“行政手段能起一頂作用，但是我對那些著重依賴行政手段作為策略的公司深感失望，”他說。“如果你想對零售和小型企業發出警告，那么查繳和取締工作是比較有用的。這是進行其它形式工作的起步。這是一個較愚鈍的手段，罰款數額也很低。它能起到作用，但是威懾力正在減弱。十年前，所有的工作都是通過這些取締和查繳來進行的。”

法律與無序

但是安與恩事務所的包恒認為，公司有充分的理由不愿意進行訴訟。“企業從總體上說，不信任知識產權的執法機構，無論是法院、檢察官、知識產權局還是工商部門，這些負責商標和不正當競爭執法的機構都太弱了。”

其中的一大問題是腐敗，包恒指出。“今天，雖然不時有法官被捕入獄，但是在法院系統還是有人鋌而走險。”他還指出，人們運用法院系統的各種關系來為自己爭取有利的判決，或者把案件從一個由三位法官組成的知識產權法庭移交更高的法院，這些其實都“排除了司法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法官需要從上級法院得到判決指示也降低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性，而且也“削弱了上訴系統”，他說。“任何上訴都是浪費時間，因為更高級別的法院已經介入了案件。”同時，在中國也缺乏“證據法”來規范應該如何在法庭出示和處理證據。“在其它國家，證據法和一本書一樣厚，”包恒說。“而在中國則沒有對應的法律，這不理性。”

還有其它障礙。除了官僚機構冗長的過程，一家公司如果贏了知識產權官司，并且得到了執行許可，還必須經過仲裁法庭來取得賠償。面對一位對案件毫不知情的法官，這一過程通常是“仿佛又要經歷另一場官司”，包恒說。經常發生的情況是，輸了官司的一方會在仲裁法庭中提出反對意見來削弱執法力度，甚至退出整個流程。

但是如果還有什么值得欣慰的消息，那就是本地企業和外資企業一樣渴求改變。專家表示，95％鬧上法庭的知識產權案件中會包括中國企業起訴另外一家中國企業。而越來越多的本地公司隨著自己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提高，也希望得到更好的保護，推動改革。“中國采取的很多針對知識產權的政策變化并不是由于國際上的壓力，而是政府從本地企業中發現的問題，”羅思的貝仲明指出。

他預計，這些問題為很多正在海外擴張的中國企業敲響了警鐘。這些企業目睹了外國公司在中國圍繞知識產權所做的種種努力，而他們現在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中國企業將會經歷很多美國或歐洲中小企業海外擴張時所遇到的問題，”他說。“不幸的是，他們也將經歷這些痛苦。”

然而，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中國企業應該花更多時間來創造和創新，而不僅僅是模仿或者抄襲別人，”正在普林斯頓大學信息技術政策中心訪學的某美國軟件公司首席法律顧問劉鳳鳴在沃頓大會上表示。“如果中國想要走向全球，它必須重視這些知識產權問題……不然，中國仍然只會是一個制造基地，而這對中國的未來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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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編輯：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