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12月12日文章，原題：別拿中國的創造力不當回事——否則會吃虧 北京和上海就像19世紀90年代的紐約和芝加哥：充滿活力、喧鬧嘈雜，又有點瘋狂。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成功的家族和公司成為新貴。

當年，歐洲人覺得新興的美國有點粗俗。他們不喜歡藝術和商業攪和在一起。我懷疑現在許多人對中國有同樣感受。他們說“中國創造”這個詞本身就是矛盾的。他們認為這個國家缺少西方的大膽嘗試和冒險精神。

但是，上街走走，或者看看產量數據，你就能看到中國創造力在進步。中國以前依賴低成本制造業，而現在中國的藝術、設計、數字媒體和時裝均備受矚目。

我估計，去年在上海新開的時裝店比紐約多10倍。中國三大互聯網集團之一的騰訊善于迎合中國的6億網民(是美國人口的兩倍)。馬云的網絡零售平臺阿里巴巴銷售額超過亞馬遜和“電子港灣”的總和。

關于中國創意產業的一個驚人事實是民間產業規模之大。那些時裝店全都是私營的。相比西方同行，中國大多數創意企業得到的國家資助更少。認為中國是一個仿冒國家的看法只對了一半。中國人是令人驚訝的仿冒者。他們與工業化時的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出于同樣的原因、應用同樣的技術仿冒。效仿常常是最佳學習方法。20世紀的歐洲和美國誕生最偉大的藝術、文學和設計，中國在本世紀也大有可能如此。

凡是使用過騰訊微信或看過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王澍的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再說中國的一切都是仿冒的人，就是在無視事實。沒錯，中國的仿冒往往超出西方認可的禮貌或合法的限度。這確實應受批評——但是西方應再想想自己的歷史。從倫敦到華盛頓的建筑師都曾經樂于效仿意大利建筑師帕拉迪奧。

在我看來，北京雖對一些領域有種種限制，但創意和創新在中國受到高度重視，這一點同別處一樣。西方的懷疑意味著錯失中國的機會。

愿意與中國合作的公司盡可能多來中國，因為與19世紀90年代的美國一樣，商業的基礎是個人關系。中國也在個人自由、國家定位、風險的本質方面做實驗。這是一個值得進行的對話，在創意產業展開合作是最好的開始。(作者約翰·豪金斯，喬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