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瑪德萊娜·奧爾布萊特回憶起有一次一個法國外交官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征詢過她在某一個問題上的立場。那不是一次簡單的偶遇閑聊，他想知道她為何會有那么獨特的觀點，事實證明她也只是向少數幾位美國官員表達過這種觀點。

“我說：‘你說什么？’”在最近關于美國大范圍監控歐洲國家及其領導人而迅速產生的跨大西洋范圍的騷動中，奧爾布萊特對一個華盛頓的觀眾說。“他們竊取了一些情報。”奧爾布萊特——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以及克林頓時期的國務卿——繼續說，“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

隨著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繼續向外界暴露美國進行大范圍情報收集的細節文件，一些分析家開始嘆氣并提醒大家：如果間諜是第二古老的職業，那么監控朋友起碼都很《圣經》一樣歷史悠久了。

在斯諾登開始泄露自己竊取的NSA文件之后的幾個月里，泄密行為對于間諜首腦們和分析家來說已經開始變得沒有新意了，就像引用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中雷諾上尉在里克的酒吧說的那句著名的“我很震驚，你這兒居然有賭場”一樣常見。國家情報局總監詹姆斯·克拉伯卻還是會在現身于上個月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之前、在說監控朋友是“同樣的事”引起騷動之前借用這句標志性的話：“天啊，這兒居然有賭場！”

即使在美國對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的手機通訊竊聽十年被曝光導致美德關系惡化之后，有些領導人還像奧爾布萊特一樣說“有什么新鮮的嗎”，同時被警告忽視了為什么同盟間要共享情報、他們的共同敵人是誰的問題。

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他在1974至1982間關鍵的冷戰時期執政——告訴德國時代周報他已經開始假設他所有的電話通訊都被竊聽了。他還說他很確信默克爾的私人通訊也同樣地被挖出來了，他說他給默克爾的建議就是“保持冷靜”。

間諜活動，尤其是針對朋友的間諜行動總是會涉及利益得失的衡量——權衡間諜行為獲得的收益與被發現的代價那個更重要。但是自911恐怖襲擊以來純粹信息的收集與存儲能力的發展使得任何使其加以限制和權衡利弊的傾向都被淹沒了，分析家們說。

他們還說，這些消極的很可能會影響甚至直接導致因為反恐而帶來的國際情報合作的破壞。

“令人驚訝的并不是每個人都在監控其他人，而是監控范圍以及美國在其中所表現出的強迫性和毫無策略性的天性。”史蒂芬·沃爾特說，史蒂芬是馬瑟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國際事務教授。

通常“權衡得失”意味著“其帶來的好處值不值得抵消我們的所做所為被發現以后帶來的潛在外交后果”，沃爾特說。但是他還指出，在“收集情報、每天24小時監視，或者任何他們覺得有用的事”中，美國國安局“從來沒有表現出要問問這些問題，而且徹底忽略這些潛在的代價”。

監控默克爾手機被曝光的危害從德國左翼政治家開始爭相去俄羅斯（斯諾登在那里獲得政治庇護）接觸斯諾登看看有沒有更多關于美國監控德國的情報就已經能看出來了。有些德國人甚至開始向斯諾登——一個被美國通緝的人——施壓，希望能把他弄到柏林，以便能夠公開更多關于美國國安局的文件。

但是國安局項目的曝光的影響貌似遠遠超出了柏林，已經影響到了從跟美國合作進行情報收集的其它國家到美國的海外形象。

“這是一場公關災難，讓這些（歐洲）國家的公眾對美國有了錯誤的印象。”喬納森·勞倫斯說。他是波士頓大學的一位政治學者，專門研究美德關系。“合作反恐之前一直都進行得非常好，但是現在美國的囂張形象這么被廣泛地接受，實在是不利于這些國家現在公開跟美國合作。”

同時，美國在看到自己作為互聯網自由倡導者的身份被嚴重拖累的時候也感到非常不安。以沃爾特的觀點來看，國安局大范圍清查網絡通訊內容的曝光終結了“引導人們認為我們想要一個開放的互聯網，所以我們可以去開拓、利用它”的狀態。

也許斯諾登泄密造成的更大的危害表現在讓更多人開始意識到美國是一個“不知道什么時候收手的偏執狂一樣的霸權主義國家。”沃爾特說，“關于這件事其他人看到的后果是這個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會繼續利用每一項科技創新，以世界上剩下其它國家擔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