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知道《華盛頓郵報》情形急轉直下的必然性——這并非偶然，幾乎所有報紙都感到了壓力——人們也知道結果已經別無選擇。以此類推，《洛杉磯時報》（the LA Times）的衰落大可歸咎于現今技術的進步，人們閱讀習慣，居住方式的變化。但大亨澤爾（Sam Zell）也難辭其咎。

到現在我不得不說：《郵報》走到這一步真的令我非常驚訝。我想我將記得我是怎樣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通過推特（Twitter）——而我相信這些情節都會成拼湊成整個時代的記憶碎片。《新聞周刊》的衰落，只是大地輕微的震動，而相比之下，《華盛頓郵報》的出售是一次真正的大地震。

好的一面，就是多年來，人們每每想到報紙行業的未來就會意識到，完全就其本身而言，我們眼中“嚴肅”的新聞學從來就不是什么可行的生意。國外的報道，嚴謹的調查和政府問責報道——這些體裁從經濟的層面上講，都是需要附在某些能夠盈利的主體之上的寄生蟲。在過去，這些載體就是報紙，沒有技術選擇地向讀者提供大量信息。但我們現在的時代并不時興報紙，嚴肅的報章雜志都在尋找新的主體——雖然高等教育，博物館，高等藝術仍然需要來自這個利益導向的市場所能提供的以外的支持。來運作這個新聞組織所需要的資金，以當今時代的財富標準來說來說是相對較少的。我并沒有仔細比較過，但我肯定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所做的投資（當然如果他想要復興這份報紙，他的投資數額仍需增加）一定比當年洛克菲勒、卡內基和福特決定投入大學和基金會的要少。

因此，讓我們祈禱這次出售的意義：這是一次鍍金時代的主要受益人對公共知識建設的重新投資。我們希望這標志著一個新的開始，因為我們知道這已經標志著一個結束。

作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來源：中國日報網 信蓮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