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式過馬路”的創意而起，“中國式馬路”“中國式接孩子”等網友的吐槽也迅速流行起來。沿用這一創意，不妨將目光聚焦到“中國式治堵”上，這是由于近期，“中國式治堵”在各地“高招”不斷：有諫言收“擁堵費”的，有傳言收“排污費”的，北京市有關部門則再次提出將評估在特定時段、特定區域實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的可行性。與此同時，上海的車牌拍賣均價超6．6萬元又創新高……

在各地治堵“高招”連出、風聲四起的背景下，人們不難發現治堵公共政策的制定目前缺乏一套科學、民主的流程，多可以形容為主管部門“摸著石頭拍腦袋”，民意、民智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

以單雙號限行來說，記者注意到，這項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憑借市民無私奉獻成功實行的行政治堵手段，在北京奧運會后能否延續就曾經引發全社會大討論。當時，國內不少法律界專家曾經對單雙號限行對公民財產使用權的限制以及補償問題發表過真知灼見。

如今，單雙號限行作為治堵高招再次被提出，雖然多了“特定時段、特定區域”的限制語，強調了進行可行性分析的“流程正義”，但核心問題依然不容回避，那就是地方政府部門對公民財產使用權的限制（征用）到底要經過怎樣的法律程序；從立法初衷審視，道交法中交通管制的相關條款行政強制力到底有多大；以及行政治堵到底能否真正治本。

如果這些疑問得不到清晰、清醒的認識，其危害將比“最堵9月”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被行政強制力約束出的暢通的馬路背后，是更大的路面擁堵隱患和“民心添堵”。

其實，看看近期各大媒體對單雙號限行政策的追問，比較核心的一點就是這究竟是不是必須使用的治堵手段：交通精細化管理水平深挖到位了嗎？公交供給的水平達到極限了嗎？公車治理的手段是不是已經史上最嚴？交通文明的提升是不是已經沒有上升空間？停車費、燃油稅改革等市場化的治堵手段是不是已經用盡？黃金周前幾天的交通峰值可不可以通過更大力度的錯峰緩解？

從網民吐槽的“中國式過馬路”“中國式接孩子”“中國式馬路”中，我們不難發現，上述一連串追問的答案都證明單雙號限行之外，緩解交通擁堵有關部門和交通參與者可以做到但尚未做到的還有很多，究竟是讓限行限出的“暢通”掩蓋這些缺陷，還是應當踏踏實實地把這些見效未必快，但卻有著長遠功效的改進做到位，答案不言自明。

在記者看來，“中國式治堵”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中國汽車社會爆炸式增長和城市半徑野蠻快速擴張形成的頑癥，限行絕不是“治堵一貼靈”，治堵需要從交通文明、社會管理創新、城市功能再規劃、公交優先建設等多個方面下刀用藥。其中，近期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必須樹立公共交通優先發展理念，將公共交通放在城市交通發展的首要位置。要按照方便群眾、綜合銜接、綠色發展、因地制宜的原則，加快構建以公共交通為主，由軌道交通網絡、公共汽車、有軌電車等組成的城市機動化出行系統，同時改善步行、自行車出行條件”是大城市治堵的正面戰場和根本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