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高密

新華社供圖

高密平安莊 趙涵漠攝

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學館 趙涵漠攝

高密平安莊 趙涵漠攝

10月14日晚，高密縣城內一家經營電腦配件的路邊小店店主利用投影儀播放電影《紅高粱》 CFP供圖

青白色的玉米棒子皮，而不是高粱穗，七零八落地躺在土路上。路旁，紅底白字的條幅抻得平平整整，掛在鐵絲網上，寫著“熱烈祝賀家鄉作家莫言先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大爺，莫言家的老房子怎么走？”我問一位坐在自家院門口的老人。

“誰？你找誰？”他用手攏著耳朵，大聲回問。

“莫言，那個作家。”

“噢！”他點點頭，笑嘻嘻地伸手往遠處指著，“往那邊一直走，看見門口也掛著紅燈籠的地方，就到啦。”

這是10月14日，莫言獲得諾獎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在作家的老家、山東省高密市大欄鄉平安莊。評論者說，這片在莫言書中總是以“高密東北鄉”的名字出現的土地，已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隱秘在膠東平原邊緣的丘陵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微地，擴展為世界性的中心舞臺”。

兩年前，我在濟南長途汽車站準備搭乘前往菏澤的長途車，從眾多大客車里發現了“高密”的牌子。當時，我簡直恨不得跳上那輛車，去看看，莫言筆下反復出現的高密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如今，我站在岔路口前。左邊，一溜大紅燈籠沿著半空中的電線向前延伸；右邊，電線桿上光禿禿的，什么裝飾也沒有。

向左，跟著燈籠走，就能到達目的地。

莫言舊居的兩批來訪者：韓國人和風水先生

目的地是一處紅瓦黃墻的平房。貼著春聯的破院門輕輕掩著，只有一個鐵鉤象征性地保衛著這個早已無人居住的院子。

莫言在這里出生、長大、結婚、生子。但自打1993年以后，他搬去了高密縣城，不習慣在城里生活的父親和二哥也搬到了附近的另一間院子，這里便再沒人住過了。

院子里，雜草已經長到一米多高，東西廂房只剩一堵坍塌的墻。窗戶殘破不堪，只能用石塊和泥巴糊上。房頂和圍墻的白灰四周飄灑，鋪在炕上，還鋪在莫言結婚時花54元錢買的收音機上。

在此前的兩天里，這間距離小城高密還有30多公里的普通農村院子，突然變得熱鬧極了。世界各地的記者、文學愛好者紛紛到此參觀。由于人數太多，房子太小，他們只能分批進入。莫言的一個侄媳不得不暫時充當起“業余導游”來。

一位四川記者發現，有的參觀者用手輕輕摸了摸莫言當年干活的農具；一些夢想著成為作家的人，“用拇指在莫言小時候做作業的木桌上輕輕劃一下，希望沾一點文學靈感才氣”。

距離宣布文學獎結果已經過去三天，這里的熱鬧正在慢慢平息。莫言舊居門口，只有一個頭戴解放帽的老大爺用方言回答著記者的問題。而村里的一些年輕女人們則抱著孩子聚在那，嘰嘰喳喳地聊天兒。

可不遠處，在莫言的父親管貽范和二哥管謨欣的家里，他們又接待了新一批來自韓國的客人。

那兩個韓國人在膠州開廠，因為在韓國就看過由莫言小說《紅高粱》改編而成的電影，所以專程開車來到這里。“恭喜，恭喜，全世界，有名了。”戴眼鏡的中年人用不算流利的漢語說。

“沒有，沒有，很普通。”管謨欣雙手合十，喃喃著，臉上現出一種疲憊的神情。早在10月11日那天下午，十多家媒體就已經來到這里。從管謨欣和90歲的老父親坐在銀灰色的彩電前收看晚間新聞，一直到李瑞英在新聞聯播里發布了這條快訊，他們終于在7點多的時候等到了自家媒體需要的、莫言家人愉快的表情。

那天夜里，中外媒體先后登門。管老爹凌晨兩點才睡，兩個小時后又被電話吵醒。以至于高密市的一位領導不得不在次日拜托媒體：“請大家讓老爺子睡個好覺。”

從那時開始，媒體包圍了這座院子。管家先后迎進了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瑞典電視臺等在內的幾十家媒體的100多名記者，并反復回答著類似的問題。

其中一個最為常見的問題是：“你能聯系到莫言嗎？”

“他手機好像換了新號，獲獎以后我們還沒聯系過。”管謨欣總是重復著這樣的答案，然后一遍遍地往記者的茶杯里添水。

這個周日的下午，管謨欣與兩個韓國人聊起了《紅高粱》。他提到，這部小說確有其原型，那是1938年發生在孫家口的伏擊戰，“當時打死了30多個日本鬼子”。

韓國人伸長了脖子，可是他并不太能聽懂管謨欣的山東話，“日本，的什么？”

“日本鬼子。”管謨欣又用同樣的口音重復了一遍，“你們韓國也曾經給日本人侵略過吧？”

“噢，噢。”韓國人疑惑地點點頭，他還是沒能聽懂這個故事。

不久后，這間曬滿金黃玉米的小院又迎來了另一個客人——一位風水先生。他將墨鏡反戴在后腦勺上，腳下穿著雙藍色塑料拖鞋。“老先生，恭喜！”他走過去，自來熟地握住管貽范的手，四周打量起來，“我是一路摸過來的。您這里，可真是個寶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