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在深圳市羅湖區銀湖路的小山丘上，有一片幽靜的別墅區。這里湖水清澈，綠樹成蔭。進入別墅區大門，爬上一片坡地，一棟白色的兩層小樓映入眼簾。這是鄧小平之弟鄧墾女兒的房子，1984年，鄧墾從湖北省副省長的位置退休后，在這里頤養天年。
一樓客廳窗明幾凈，樸實優雅，東面墻壁上懸掛著一幅鄧墾自己寫的書法作品：“青山綠水”。身穿白襯衣、綠馬甲的鄧墾，此時正坐在椅子上休息。他看上去和小平同志有幾分相像。唯一不同的是，他個子很高。
見記者進來，老人站起來迎接。他整理好自己的助聽器后，和記者握手，用濃厚的四川口音連續說了幾個“歡迎”：“我聽力不太好，但記憶力很好，經常想起兒時和小平在一起的日子”
“我們都遺傳了母親的骨氣”
在鄧家，鄧墾排行老三。1911年他出生的時候，取名鄧先修。那時，姐姐鄧先烈9歲，哥哥鄧先圣7歲。后來，哥哥改名“希賢”，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親是一個有著進步思想的舊社會人。”鄧墾回憶父親鄧紹昌時這么說。鄧紹昌晚清之際畢業于成都政法學校，在廣安縣協興鄉教了幾年書之后，當上了鄉團總和縣團練的局長。當時，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正在四川興起，鄧紹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為宗旨的民間幫會“哥老會”，成為協興碼頭的“當家三爺”，后升任“掌旗大爺”。辛亥革命期間，廣安建立革命軍，鄧紹昌加入革命軍，當上了新兵訓練營營長。
在鄧墾出生后的幾年里，鄧紹昌因不愿與當地的“鄉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擠，其團練局長一職被撤，他不得不拋下家小，到重慶“避禍”。
家里的重擔落在了鄧母淡氏的肩上。“母親是個很有骨氣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親的這個遺傳。”鄧家有40畝土地，在當地稱得上小地主。但父親“避禍”后，家中漸無積蓄，生活日益困難。淡氏的娘家是廣安一帶的名門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帶著兒子鄧墾去外婆家，這是鄧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離開時，淡氏向父母提出，帶點肉回去給孩子們吃，誰料遭到父母拒絕。從那以后，無論家里有多困難，淡氏都堅持養豬。
當時，鄧家和一個姓劉的地主家，曾有些來往。鄧紹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請劉家幫忙。“那時逢年過節不是要寫春聯嗎？劉家地主有文化，能寫會畫，我們就買了紅紙，請他寫春聯。可這個家伙很壞，寫了挖苦我們家的話。我母親、姐姐都不識字，不知道啊。小平發現后很生氣，立即把春聯撕掉，自己去買紅紙重新寫。那時他還很小啊，10歲上下的人！”
為去法國絕食
1918年，小平考入廣安縣立中學。由于鄧紹昌“避禍”日久，家里舉債度日，小平的學費很難籌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捐款2萬多元，開辦了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招收中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力的青年入學，學制一年，畢業后赴法留學。在重慶的鄧紹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讓小平到重慶。
鄧紹昌的這個決定，影響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當地，鄧紹昌也算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他對鄉間的落后狀況很不滿意。他察覺到，中國人要想出頭，必須學洋人之長，他要把長子“送到大地方的學堂去。”而留法預備學校的開辦，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不必花大筆的錢，就可以實現這個心愿。但此舉遭到淡氏的極力反對，她埋怨鄧紹昌：“才十幾歲的娃兒，就弄到那么遠的外國去，一邊讀書，一邊做工，哪個忍心啰！”
“我母親非常疼愛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長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遠離。”鄧墾回憶道，當小平得知母親反對時，他便躲在房間里絕食，不吃不喝。“最終母親很勉強地同意了。小平離家去重慶時的情景，至今我都記得，盡管我當時只有8歲。那時候四川農村人出門，背個包袱，里面有幾件換洗衣服就行了。”
鄧小平考上留法預備學校，是自費生。赴法留學的旅費大約300塊大洋，學校對自費生只補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鄧紹昌回到廣安，變賣田產，仍然湊不夠錢。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說明鄧小平出國后的光明前景，終于打動了淡家，拿出錢來資助小平。
給家里扔了兩個“炸彈”
1920年夏，鄧小平乘坐“盎特蓬萊”號海輪赴法國勤工儉學。后來，小平同志在對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道，他在法國并沒有上學，而是干活。當時，他和一批中國留學生，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鄧小平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就在這一年，廣安家中接到了鄧小平的來信。鄧墾回憶說：“哥哥在法國參加革命了，給家里寫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兩個爆炸性問題。他是給家里扔了兩個‘炸彈’喲。”第一個“炸彈”是解除“娃娃親”。鄧小平年幼時，鄧紹昌就和一個唐姓的朋友結了親家。“哥哥說革命就要解除舊婚約。可在我們當地，解除‘娃娃親’是聞所未聞的事情。”鄧紹昌硬著頭皮找到唐家，說明情況。然而唐家女兒認為，既然“嫁”到鄧家，便“生為鄧家人，死為鄧家鬼”，決不退婚。鄧紹昌無奈，便把唐家女兒接到自己家里，當作女兒撫養。半年后，鄧紹昌托人說媒，以自家女兒的名義把她嫁出去，陪嫁是600塊大洋。
第二個“炸彈”是關于回家的問題。“哥哥說既然參加革命了，以后就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顧家了。”
上海登報尋哥哥
1931年，鄧墾到上海求學。此時他與大哥失去聯系已有9年。他說，自從扔了兩個“炸彈”之后，家里再沒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線索是：和鄧小平一同赴法的“遠親”胡倫，給鄧家捎了個信，說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鄧紹昌要鄧墾到上海后，設法找到哥哥。
鄧墾初來上海，既不會說上海話，又無熟人，人海茫茫，何處尋找。“我當時不到20歲，到處找老鄉打聽，但在上海的廣安人不多，根本打聽不到他的下落。”
鄧墾看報紙，發現報紙每天都有很多“尋人啟事”，他靈機一動：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我清楚地記得，1931年5月1日，我在當時小有名氣的《時事新報》上刊登了‘尋人啟事’。內容如下：鄧希賢兄鑒，弟已來滬，希見報速至法租界薩坡賽路辣裴德路口普慶里五十七號（今上海淡水路與復興中路之間）一晤，弟先修啟。”
在當年的上海，“尋人啟事”正是國民黨特務抓共產黨人的招數之一。特務們盜用共產黨人親戚的名義登報，等共產黨人按地址找過去，自然落入特務的魔爪。國民黨特務真注意到了鄧墾的“尋人啟事”，到他的住址附近打聽：有沒有四川人在這里讀書？其中是不是有個叫鄧先修的？鄧希賢來找他了嗎？在這種嚴峻的環境下，鄧墾對哥哥能不能來，毫無把握。
5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鄧墾和幾個四川同學在一起聊天，突然走進來一個人。他戴禮帽，穿長衫，著西褲和皮鞋，看起來像個學者。他一進門就問：“你們這里有沒有一個叫鄧先修的？”鄧墾對來人上下打量一番，“這是個印在我腦海中的面孔，時隔10多年，他的輪廓沒變。”鄧墾知道是哥哥來了，連忙回答自己就是。鄧小平連聲說：“好好好，你登了報我們知道了。你收拾收拾，馬上跟我走。”鄧小平把鄧墾帶到一個隱蔽的地方，簡單問了一下家里的情況：“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說，現在你趕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幾個同學都要搬，全部離開這個地方。”
“尋人啟事”事件在幾十年后還給鄧墾帶來了麻煩。“文革”期間，鄧墾被關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問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鄧小平的。“我把事實講了一遍又一遍，但他們就是不相信。”沒辦法，鄧墾讓他們找來當時的報紙，查到了那則啟事，才算了事。
兄弟倆一生聚少離多
這次見面沒幾個月，小平同志就離開了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兄弟倆再次分離。又過了整整14年，直到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他們才重逢。“小平從太行山回到延安開會，當時他被選為中央委員。我們相隔14年才見第二面，但這次見面也非常倉促，開完會，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解放后，鄧墾和鄧小平見面的機會也不多。他擔任瀘州專署專員，只有到北京開會時，才能和大哥小聚。這種聚少離多的狀況，直到“文革”后才好轉。鄧墾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沒見了，小平讓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個月。他這個人有個特點，不喜歡講話，性格是內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講話都很少。這和他年輕時大不一樣了！他年輕時很活躍，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國留學的同志都知道，他愛講愛笑，被稱為‘小鋼炮’。后來性格慢慢就變了，沉默寡言，考慮問題比較多，看樣子是擔子重了。據說是到了華北129師以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賓去廣西，回京途中在武漢停了一下，與時任武漢市委書記的鄧墾住在東湖招待所。“那次，他還專門到我家來過一次，也沒說什么，只是講，你這個房子還可以嘛。又帶了幾個廣西的芋頭給我。”
2004年，在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時，鄧墾回到了家鄉廣安，踏進了“鄧家老院子”。見物生情，鄧墾感慨道：“小平一生獻身革命，沒有回家啊！”
現在，鄧墾的身體還很好，他每天堅持練一個小時書法，散步一小時。他說他喜歡看小平的警衛秘書張寶忠拍的影集《警衛秘書眼中的鄧小平》，這本畫冊里的鄧小平最平實、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時候，他就翻翻這本畫冊，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蓮花山公園鄧小平銅像前看看“哥哥”。（來源：《環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