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戰爭年代，徐海東有“徐老虎”的威名，但他人生最后的30年時光，幾乎全是在病床上度過的。這位被毛澤東譽為“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卻未能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劉 暢 實習記者 周 玲 《 環球人物 》（
在共和國十位大將中，徐海東算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戰斗中負傷最多、最重的一人。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窯工出生的徐海東英勇善戰，享有“徐老虎”的盛名。他打仗10年，9次負傷，他的每條腿、每只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
全身共有17個窟窿，8次穿膛而過。從北伐戰爭、黃麻起義、到創建革命根據地，率部隊參加平型關戰役，抱病赴抗日前線
徐海東身經百戰。然而，這位被毛澤東譽為“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卻未能享受到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徐海東人生的最后30年時光，幾乎全是在病床上度過的。
見到徐海東的女兒徐文惠，是在北京萬壽寺路的一個部隊大院里。如今，徐文惠和她長年癱瘓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徐文惠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隨身不離的紅色，衣服、裙子，甚至幾副眼鏡的鏡片，她都選用了紅色。徐文惠曾改名“徐紅”，她說自己對“紅色”似乎總有一種割舍不掉的情結，一種革命的情結，貫穿著她成長的每一步——
一家被殺66口
1900年，父親出生于湖北省黃陂縣徐家橋（現大悟縣）一個貧苦的窯工家庭。徐家六代都是燒窯的“窯工”。父親有兩個姐姐、五個哥哥，還有四個堂兄、一個堂姊，連同父母叔嬸、侄兒侄女，一家32口人，卻只有半畝地，六間房。他的童年，受盡了生活的苦難和富家子弟的欺凌。
父親曾告訴我，18歲前，他未曾吃過一頓飽飯或穿上一件新衣。從他懂事起，便跟著爺爺開始了長達11年的“窯工”生活。1925年春，父親在同鄉好友、共產黨人吝積堂的影響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父親在被稱為“鐵軍”的第四軍中當代理排長，那是他第一次參加戰斗。在汀泗橋戰斗中，他以一個排的兵力消滅了敵人四個連。父親在戰場上總是沖鋒在前，作戰英勇、果斷。不論再險再惡的戰斗，他都能打勝，從此就有了“徐老虎”的威名。
1927年9月，父親回鄉了。他滿懷革命熱情，在家鄉組織了黃陂縣第一支農民自衛軍。1929年，他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年關暴動。然而，父親哪曾想，此舉卻讓徐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暴動失敗后，反動武裝對父親恨之入骨，進行瘋狂反撲，先是燒了他家的房子，最后竟然將徐家66口人殘忍殺害。父親的27個近親，39個遠親，男人全被殺光，女人多被賣掉，無一幸免。慘象，不堪回首。得知此事，父親指天發誓：“大仇不報，誓不還家！”
如今，在湖北黃陂徐家橋，還留有徐家的合葬墓，墓碑上刻著徐家被國民黨軍殺害的親屬姓名，陵墓邊豎有徐向前元帥親筆題字“光榮流血”的紀念碑。
1932年秋，紅四方面軍戰備轉移時，父親受命狙擊國民黨的圍剿。當時父親率領的部隊已經做好了準備，哪怕全部犧牲，也要保障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全部勝利轉移。當狙擊任務勝利完成后，上級主力部隊卻和父親失去了聯系。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并沒有喪失革命的意志，他異常堅定，讓士兵們吹響“集結號”，把掉隊的戰士、傷員和其他地方散兵全部組織起來，繼續堅持在鄂豫皖蘇區斗爭。他們后來重新組建了紅25軍，父親為軍長，吳煥先同志為政委。1934年，紅25軍接受了黨中央交給的擔任“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任務。11月16日由河南何家沖出發開始了長征，經過湖北、陜西、甘肅、寧夏等省，于1935年9月15日到陜西延川永坪鎮與陜北紅軍劉志丹同志勝利會師。在這十個月當中，父親與國民黨奮戰，每天都要進行四五次戰斗。
母親是不識字的“護理家”
我的母親，這位從未上過學，個頭不足1.5米，童養媳出身的女人，卻讓我充滿敬佩。母親12歲就參加了革命，她是個十分剛強的女人。1932年，母親入伍到父親的紅25軍戰地醫院當衛生員。1934年長征開始后，父親軍中的7位女子接到通知：每人給8塊大洋，投親、靠友或者嫁人，部隊不帶女人長征。唯獨母親死活不走，在部隊里哭，說什么也要參加長征。母親曾裹過腳，是后來放開的，當時被叫做“改組派腳”。她那么矮怎么走得動，男人走一步，她要跑兩步。父親后來在清點長征人數時發現她在哭，才得知是因為想要參加長征。父親被她堅定的革命意志感動，決定將這7名女戰士全部留下。這就是后來紅25軍長征“七仙女”之說的來歷。
長征到了陜南，在庾家河戰斗中，父親負了重傷，槍從他的臉上打進去，從耳朵穿出來，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聾了，昏迷了好多天。這也是父親第9次負傷。當時，母親被派去給父親當看護，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慢慢有了感情。
長征結束后，母親和父親在陜北結婚。1937年平型關戰役后，毛主席給父親下達了新的任務，在敵后開辟一個抗日根據地。當時有10個月，父親杳無音信，媽媽在延安緊張得要命，好多人傳說他犧牲了。直到1938年底，完成任務的父親才凱旋歸來。父親后來去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調入新四軍。
1939年末，父親抱病指揮部隊，在皖西周家崗擊潰了日軍的一個大隊。戰后，他向干部作報告時，突然口吐鮮血倒地。此后6年多時間里，他一直是在病榻和擔架上度過的。
父親身體不好，母親那時最重要的事情還是照顧父親。父親肺部發炎時，一件薄衣服都不能貼著胸部，母親特意做了一個鐵絲架，把被子搭在架子上，父親就這么平躺了6年。母親每天都要給他做護理、按摩，父親病那么重，南方那么熱的天，他臥床6年從沒有生過褥瘡，沒有生過痱子。我后來學醫，才知道媽媽是個多么了不起的護理家。
母親經常給我們講，“你們的爸爸雖然是我的丈夫，但他也是黨的干部，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跟你爸爸的關系是戰友情、夫妻情，再加上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爸爸生病時，媽媽才22歲，之后，她護理了整整30年。她一天書都沒有讀過，護理得如此細心，沒有這些情在里面，很難做到。
1947年秋，父親被送到蘇軍控制下的大連，在那里治療休養了9年。父親在那里拍胸片時，蘇聯軍醫發現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喪失。然而，父親最后卻活到70歲，要不是“四人幫”在河南將父親迫害致死，他還能活著，這簡直就是個奇跡。殊不知，這背后是因為有一個辛勤地奉獻了一生的女人。
打仗有癮，當官沒癮
1936年西安事變時，我的大哥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了。1939年5月，我在延安出生。9月，父親隨劉少奇調往華東新四軍。路上，劉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親的秘書，抱著四個月大的我，前往華東。此后的行軍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著，一頭是我，一頭是他，隨著部隊轉移的。哥哥從小就很老實，愛學習。父親雖然病了，但對他的要求非常嚴格，很早就讓他學認字，每天讀報紙給父親聽。我想，哥哥后來能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和他從小勤奮好學分不開。我那時候卻比較調皮，上房子上樹，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爛了。我的性格像我爸爸，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有一條，我們的學習都特別好，幾乎都不用父母操心。上初中時，我獲得三年全優，高中也是保送的。
媽媽共生有4個孩子，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
在大連，我們的生活條件有了好轉。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卻因為該不該給我買條裙子而吵了架。母親說，孩子上學，總要有一兩套漂亮的衣服，過個節，或開聯歡會時穿。父親卻說，你一下子給她花這么多錢做衣服，你忘本。兩個人吵了起來。他們的生活都非常儉樸，要求我們也一樣，即便家里吃飯，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盤，要全部吃光，從不允許掉一粒米。
1955年，父親被授予大將軍銜，翌年移住北京，并在黨的“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而父親卻說，“我這個人打仗有癮，走路有癮，以前喝酒也有癮，就是當官沒有癮”。父親一生曾三次讓官，后來他一見到周總理還在談：“我一直養病，為黨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將軍銜，有愧啊!”
父親常年要靠吸氧維持生命，卻仍堅持領導編寫戰史。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那一天，爸爸還給我改了名，叫徐紅。他說，“我和你媽媽都是紅軍，你要做‘又紅又專’的接班人，繼承老紅軍的革命傳統。”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
然而不久，“文革”開始了。我們如此“又紅又專”的家庭也難逃厄運。
那時我家住在北新橋，離我的工作的地點不遠，我每天回去還可以幫忙照顧父親。“文革”開始后，父親的保健醫生都被卡住了，藥不給了，只能靠我從醫院給爸爸拿藥，拿針管
但沒過多久，我就被關起來了。實際上，關我就是為了想整死父親。他們給我列了很多罪：參加我父親的反黨集團；跟我父親參加了賀龍的二月兵變密謀；反江青等罪名。我被打成反革命，天天挨批斗。我難以接受，從我的名字，從我接受的教育，到我科技報國的理想，說我反黨，我絕對不能容忍。
幾個月過去了，父親常問母親，怎么還不見女兒回來？母親不敢講，就騙他說我參加醫療隊下了鄉。但沒想到，父親心里卻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嘆地對母親講：“女兒是替我坐牢去了。”
“九大”之后，林彪發布一號令，1969年10月25日，父親被弄到了河南鄭州第一干休所。那時天氣非常寒冷，夜間火車到達鄭州站時，父親被從車窗抬出去，著了涼，引發了高燒。他們不讓醫院治療，給父親斷了藥，叔叔們寄來的藥也被扣下了。父親患有氣管炎，冬天需要溫度高一點，可偏偏派來個特務“秘書”，爆裂了暖氣管。后來，整個屋子潮氣很重，墻上都長出了綠毛，引起了父親霉菌性肺炎。
父親當時瘦的僅剩皮包骨，高燒一直燒了整整5個月。這5個月中，他靠著堅強的毅力，一直在堅持，他想活著，想再見到毛主席；他時時刻刻在與病魔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鄧小平同志為父親平反昭雪。
探望父親的對手張學良
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父親活著的時候，我沒有多問一些關于他工作上的事情。父親對我們要求很嚴，從不提及自己的戰斗史，也不讓我們宣揚自己是誰的孩子。他總是告誡我們：“我們就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如果不是因為打仗參加革命，我就是個窯工。”
在我記憶中，父親唯一提起的戰事，就是和張學良的交鋒。我們在大連時，大連海校的校長就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他每個禮拜天都到我家來，纏著爸爸講他怎么打他哥哥的。那些傳奇一直在我的腦海里，難以抹去。
2000年，張學良100華誕時，我突然萌生了想去看他的想法。他的親屬一再囑咐我，不要向他詳細提及我的父親及其過往。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我見到了張學良。當被告知我是徐海東大將的女兒時，不曾想，張學良準確地說道：“你是第15軍團紅25軍軍長徐海東的女兒。”從這位百歲老人的反應，我深深感受到他對紅25軍有著深刻的記憶。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海外回國后，曾被蔣介石任命為“鄂豫皖蘇區剿匪副總司令”，他從德國回來買了很多武器，準備消滅紅25軍。他的裝備都是德國的，而那時紅25軍的武器裝備都很落后。沒想到，第一仗父親就殲滅他一個旅，3800多人。
父親曾說過，當年，張學良率東北軍攻打紅25軍，他帶了30萬的大部隊追繳父親率領的不到3000人的部隊。他們從何家沖一直打到陜北，走了10個月打了大大小小500多次戰斗，一天有時候就打四五仗，父親說他站著都能睡著了。長征到了1935年，爸爸的部隊就殲滅了張學良3個師。國共合作后，蔣介石就把那三個師的番號給了八路軍。其實，番號就是原來張學良師的，而繳獲者就是我的父親。
不打不相識。事過境遷，當100歲的張學良看到我這個徐大將的女兒時，似乎也勾起了他對青年時期的記憶。他到樓上請下了趙四小姐，原本定為20分鐘的見面，拉著我們足足講了1小時45分鐘，我帶去的膠卷全照光了。他頭腦很清楚，說要節約，不能大擺壽宴，還談了呂正操等很多他當年的東北軍部屬。
一年后，張學良逝世。那次見面，對于我們雙方，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我的身體從“文革”后就一直不好，但我一直忘不了父親留給我們的囑托：“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要有一口氣，不為黨工作，就是最大的恥辱。”所以，我想利用我的晚年，繼續完成父親的遺志。現在，我正在編寫父親的紀錄片、畫傳，同時我還編寫過十大將郵冊、長征女紅軍、巾幗英雄等等專題的郵冊，希望能讓“紅色記憶”永不消逝，代代相傳。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編輯：劉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