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5月20日，萬鋼站在同濟大學百年校慶的舞臺上，最后一次以校長的身份主持母校的慶典。校慶之后，他就要北上赴任國家科技部部長。一有間隙，他就抽空在各個辦公樓里再轉轉，依依不舍，“越要走的時候，越懷念這里”。
這是教會了他踏實做人、寬厚待人的地方，是把他放飛到萬里之外的德國，又召喚著他義無反顧地回來的地方。
4月27日，萬鋼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科技部部長。此舉被很多人稱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萬鋼成為一個標志性人物，廣受關注。因為，他是改革開放以來出任部長的第一位民主黨派人士，而且是一個回國只有7年的“海歸”。從德國工程師、同濟校長助理、大學校長，再直接
“飛躍”到部長，萬鋼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軌跡。
尋找德國最杰出的華人
幫助萬鋼完成這系列“飛躍”的一位關鍵人物，是現任同濟大學的黨委書記周家倫。當時，周家倫是中國駐德國使館教育參贊，職責之一就是“搜尋”當地的優秀華人，幫助他們為祖國出一份力。“萬鋼那會兒是德國最杰出的華人之一，自然會引起我的關注。”今天，已經是同濟大學黨委書記的周家倫如此謙虛地說道，“我只是起了一個穿針引線的作用。”
1996年，同濟大學德國校友會組建，周家倫推薦萬鋼去做首任會長。因為“他不只專業技術過硬，而且對事物有整體把握能力”。不久，萬鋼又成為中國駐德國大使的4名顧問之一，遇到經濟問題時，大使都會向他咨詢。“他和一般留學生的區別在于，他一眼看著國際最前沿的東西，一眼看著國內，然后聚焦，找到我們所能做的事。”
萬鋼和周家倫都是同濟校友，但他考進同濟的路，卻走得很曲折。在東北插隊6年、讀書4年后，萬鋼才成為同濟大學的研究生。那已經是1979年，時代的機遇悄悄降臨到勤奮好學的萬鋼身上——這所由德國人創辦、又從德文“Deutsch”而得“同濟”之名的大學，重新打開和德國的學術交流之門。1985年，萬鋼獲得了世界銀行的獎學金，登上留學德國的飛機。
在德國碰到的第一件事，讓萬鋼學會了自信。
萬鋼到克勞斯塔爾大學的外辦，打聽教學安排。德國老師很客氣，請他先參加外國留學生德語入學考試。萬鋼不服氣：我的德語這么好，為什么還要考？德國老師驚訝地看著他，安排幾位教授跟他聊了整整一個小時，問了很多問題。結果是：同意免試。
從此萬鋼知道，德國人需要的，不是一味謙虛，而是實事求是地展示才華。
萬鋼在克勞斯塔爾大學，碰上了一個很有名的導師，佩特·迪茨教授，他在整個德國工業界都享有盛名。迪茨教授有個特點，指導博士生時，從來不說你應該如何，只提出一些問題，讓你自己想辦法解決。正是導師的這種培養方式，使萬鋼的實際動手能力、獨立解決問題能力、創造性研究的能力，都得到了極大的鍛煉，也逐步形成了后來他任同濟校長時的辦學理念。
博士論文答辯后的一天，導師找到了萬鋼。這是一次“交心”的談話，導師希望萬鋼留下，做一名德國教授；萬鋼卻愿意去企業鍛煉。萬鋼當然清楚，放棄在德國有很高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的教授職業，轉而投身企業，有著很大的風險。“但越是有風險，越能刺激我創新的激情。”最終他和導師達成了協議：一邊在公司工作，一邊兼任教授、指導博士生。
1990年，萬鋼帶上他的博士畢業論文，走出校門，來到了奧迪汽車公司。這篇博士論文里所研究的降低汽車車內噪音的技術，在奧迪得到了高度重視。一直到兩年前，該技術才從奧迪所屬的大眾汽車集團的生產線上“退役”，共計生產了3500萬套產品。
萬鋼在奧迪一干就是11年，從基層工程師，做到了總規劃部的高級技術經理。每年，他的手里有6000多萬馬克的研發經費，可以自由支配。他參與了5種車型的研發，主持了15項關鍵技術課題，逐漸成為德國汽車行業的精英人物。有些研發項目，德國人做不出來了，奧迪公司總裁就會跑來問萬鋼“有何高見”。1998年，他被《德國工業導報》評為汽車行業年度十佳科學家之一。2005年，已經歸國的萬鋼重訪故地，德國汽車重鎮下薩克森州的州長特意授予他“鐵十字勛章”，以表彰他當年的汽車低噪音設計。
回家當教授
在德國時，萬鋼每次到柏林出差，都會找周家倫聊天，聊國際汽車的趨勢，聊中國汽車的發展：“中國汽車產業不能再走老路了，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我們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否則，一旦市場形成了，我們就被淘汰了，民族工業就沒了。”萬鋼的赤子之情，打動了周參贊。于是1999年，在他的穿針引線下，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呂福源邀請萬鋼，帶領中國留德汽車工業博士工程師代表團回國考察。
這次回國，萬鋼“觸目驚心”：中國汽車工業對國外的依賴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而那一年中國加入WTO的熱潮，還讓國內盛行一種“汽車引進論”：中國沒必要做自己的汽車嘛。萬鋼憂心忡忡，他撰文向國務院提出，中國汽車產業要跨躍式發展，新能源汽車是個切入口，傳統能源汽車技術我們落后國際先進水平20多年，但新能源技術我們的差距沒有那么大；況且這樣一來，以后有能源危機了，我們也不怕。
新能源汽車？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巧，時任科技部部長朱麗蘭訪問德國，在周家倫的引薦下，萬鋼與她見面了。朱部長正式邀請萬鋼以首席科學家的身份回國，主持汽車新能源技術的研究工作。
這個邀請太誘人了。此時，萬鋼想起了同濟的老校長李國豪。有一年，李校長訪問德國，萬鋼和老校長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李老對他說：“雖然你在奧迪干得很不錯，進入了一個高峰，但是人類的發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國內目前形勢很好，回國可能迎來更有意義的高峰啊。”
萬鋼的身上“流淌著同濟的血”，能夠回母校教書、把他對汽車的理解和實踐傳授給下一批同濟人，萬鋼覺得太幸福了，“我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進”。這股“急流”，就是中國的汽車工業。因此，放棄奧迪年薪百元美元的高級經理職位，他一點也沒有猶豫。
在德國生活了近20年，他對中國的感情卻日益深沉。有一回，奧迪公司新聞處的于爾根·德·格萊佛問本刊駐德國記者呂鴻，“你說萬是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中國人。”熟悉萬鋼的呂鴻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又反問了對方同樣的問題，格萊佛想了想，給出了相同的答案：“中國人！”
2000年，中國人萬鋼，“回家當教授”。
“哪怕一路黑，你要走到底”
那一天正是2000年的圣誕節。當德國人開始歡慶節日時，萬鋼只身一人，回到了同濟大學，慶祝自己的“回歸”。
此時的同濟，已經為他造好了“廟”，就等著這尊“神”回來。在同濟的辦公樓里，最好的一間辦公室已經掛上了“同濟大學新能源工程中心”的牌子；100萬元的科研啟動資金也已到位；當時去機場接萬鋼的汽車工程系主任、后來汽車學院成立時的院長余卓平，已欣然表態，“萬鋼絕對是個領軍人物，以后我就是他的配角。”
萬鋼沒有動手，先是動嘴，他去公關了。結果，當時的上海副市長、主管經濟工作的蔣以任又給了這個課題50萬元，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也出了50萬元。200萬元做一個軟課題，學界和汽車行業都為之震驚——以前同類的課題，能有20萬經費就不錯了。拿著200萬元的科研啟動經費，萬鋼選準了電動汽車的燃料電池，作為突破口。他做了一個調研，“在全球現有資源下，中國如何發展燃料電池”。
這個調研報告，為電動汽車專項列入國家863計劃，打下了良好基礎。課題接近收尾的時候，接替朱麗蘭的新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把萬鋼召到了北京。一番長談，整整半天的時間，徐部長當場拍板：成立電動汽車重大專項組，前期先設立規劃組，萬鋼任規劃組組長。“你去規劃，不管多少我都支持”，“這件事情認定要干，哪怕是一路黑，你也要走到底。”
一直惴惴不安、摸不清新部長意向的萬鋼，此時萬分激動。回到同濟，他對大家說：“沒有想到徐部長這樣支持我們的研究方向！”。萬鋼是個細心的人，他給徐冠華的“腰包”打了個折，原本應該在10億元以上的科研項目經費，萬鋼只申請了8.8億。然后，他就抱回了該項目最難啃的一塊“骨頭”——燃料電池轎車的研發，一頭扎進了研究室。
當時國內燃料電池的概念，還是一排排100瓦燈泡作為電池的負荷，這和汽車負荷完全是兩碼事。有專家將了萬鋼一軍：“只要你能把這套‘龐大’的動力系統裝到小轎車里去就算你贏了，先不用說動了，動不動以后再說。”還有人問，汽車那么多賺錢的項目不搞，為什么搞一個現在賺不到錢的？
頂著這樣的質疑，萬鋼開始了第一階段的研發。為了迎頭趕上國外同行，他每天都在實驗室。出差回來，家不回、辦公室不去，第一站先到實驗室。沒有暖氣，就買了很多軍大衣來過冬。凌晨兩、三點，為了某個零部件的調試，萬鋼和同事們都不愿走，裹著軍大衣，在一邊盯著。
后來，萬鋼提出，要建一個“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風洞中心”，這下又炸開了鍋。有人說，汽車風洞是個燒錢的無底洞，模擬一個真實動感的外部環境，來測試實驗室里的新車各項指標過不過關，劃算嗎？錢從哪里來呢？萬鋼并沒有只向政府伸手，他多條腿走路，請企業以預付款的形式出資，等風洞建好后，用實驗費用還款，還可以為每個需要的汽車企業提供服務。
事實上，與企業合作，對于有過11年奧迪工作經驗的萬鋼來說，是駕輕就熟的。2002年，徐冠華部長對萬鋼說過，“要以企業化的形式搞科研”。很快，同濟大學、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經委、科委，就共同成立了一家燃料電池動力汽車有限公司，第一任總經理正是萬鋼。迄今為止，這家公司已經和200多家企業合作，籌集了10多億的社會資金。
轉眼就到了2006年，萬鋼帶著他的“超越三號”汽車來到了巴黎，參加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清潔能源汽車大賽。結果，中國汽車在燃料電池組比賽中超過了通用、福特、日產等汽車巨頭，總成績與奔馳基本持平，而且在氫消耗、低噪音等單項指標中名列第一。中國駐法國大使激動地對萬鋼說，“當大使以來，我第一次在這種技術比賽中看到中國人，我很驕傲。”
他就是國家需要的人
剛回國時，萬鋼第一站先到北京。一周內，他馬不停蹄地拜訪了5個部級干部。一個個地去“游說”新能源汽車計劃。后來，汽車界的兩位院士郭孔輝、郭重慶又聯手給他寫了封推薦信，推薦該項目。陪他同去的余卓平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滿臉的欽佩：“我從來沒看見過像他這樣直接跟部級干部打交道的，他能這么坦然，是因為他心無雜念，他知道，要干成大事情，光蹲實驗室不行。”
奔馳公司研發部的副總裁科勒教授，在萬鋼回國后，看望過他幾次。第一次來，看到他沒有暖氣、只有軍大衣的研發條件，十分驚訝：“你為什么要回來？”第二次來時，看法已經有所改變：“你們的起步還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科勒發出了由衷的感慨：“照這樣的速度，你們很快就可以趕上我們。”
“事實證明，國外花30年研制出來的第一代產品，我們只用2年就完成了，萬鋼當年的判斷是正確的。”作為并肩戰斗的伙伴，余卓平感嘆道，萬鋼是個汽車“癡”人，除了勤奮、執著，還有大智慧、好眼光。
5月14日，溫總理視察同濟時曾提出過的一個期望：仰望天空，而不只是看著腳底下；身為校長的萬鋼，率先做到了。
萬鋼是在2004年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校長的，和他搭檔的黨委書記，正好是他的“伯樂”周家倫。他們一起領導著“同舟共濟，自強不息”的母校，走到了100年校慶的日子；幾天前又一起歡迎和同濟有不解之緣的德國貴客總統克勒、前總理施羅德……
這次校慶，也是萬鋼最后一次以校長的身份出現在同濟大學了。面對記者，他只是簡單地說：目前還沒有什么特別的規劃，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到新崗位上的第一件事是“學習再學習”。在和同濟副校長陳小龍聊天的時候，萬鋼就是這樣說的：“徐部長已經定下了非常好的國家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我去當部長，一定會沿用。”陳小龍說，根據他對萬鋼的了解，“作為一個部長，他不會太多去管科技部內部的事務，更主要是在宏觀層面、在國家層面去拓展合作，包括國際交流。”離開前，萬鋼說：“小龍，汽車學院的事就拜托你了。”
記者問陳小龍，在他們眼里簡直就是“完人”的萬鋼，難道就沒有缺點嗎？陳小龍說：“中組部考察時，我回答過同樣的問題，那時我想了很久，答案是‘有點胖’，你們應該理解我實在想不出別的了。胖再加上睡眠時間太短，對他身體不好。好在他睡眠質量還好，只要躺下就能睡著。”
躺下就能睡著的萬鋼，在聽到自己即將做部長的那晚失眠了。“做校長時還覺得心中有底，可做部長，責任重大。”
但周家倫依然那么篤定。3年在國外，7年在國內，10多年的相識、共事，“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國家需要的人”。
他就叫萬鋼。
萬鋼簡歷
1952年 出生于上海
1968年 到吉林省延吉州下鄉務農
1975年 在東北林學院學習
1979年 在同濟大學數學力學系讀研究生
1982年 在同濟大學任教
1985年 在德國克勞斯塔爾大學機械系攻讀博士學位
1990年 在德國奧迪汽車公司工作，任高級工程師、技術經理
2000年 就職于同濟大學，歷任工程中心主任、院長、校長助理、副校長、校長
2005年 加入中國致公黨
2006年 任中國致公黨中央副主席
2007年 任科學技術部部長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編輯：夏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