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在美國會的“中國恐慌癥”中，以中國對美國巨額順差和人民幣匯率水平為具象的中美雙邊貿易失衡問題一直是議員們指責中國的“靶心”。但美國的議員先生們可能忽視了一點，那就是處于強勢的人民幣對于緩解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其實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換句話說，美國自己的問題，只有從美國內部才能解決，將矛頭動輒指向外界是對他國，更是對本國民眾的不負責任。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美雙邊貿易天平的變化，反映的是中美在貿易供給體系中角色的變化。在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緣自亞洲和其他地區的投資進入中國，由此裝配和生產出來的。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在從中國進口這部分商品時，必然將減少對來自韓國、日本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商品進口。
說到人民幣匯率問題，其實和中國的整體入超，以及美國的出超局面并沒有太大的關聯。處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最重要步驟，就是要改變兩國民眾對于財富的處理態度：美國人應該學會像中國人一樣多儲蓄少消費，而中國人則相反，要少儲蓄多消費。
至于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更多的調控動作，的確有助于中國將消費向進口一方傾斜，并讓中國政府在匯率管理上具備更大的控制能力，從而更方便地應對國內經濟過熱問題。但美國會議員們也應該清楚，上述調控效果更多是見效于中國，對美國一方的影響相當有效。
其實正如很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在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時候，更應該退一步想想，為什么要自己總要下意識地指責中國。其實答案很簡單，中國只是美國人對于自身經濟焦慮的一個理想化的替罪羊而已。工資上漲的停滯、收入差距的拉大，縮水的醫療和社保福利，都讓美國人感到自身的不安全，而處于迅速上升期的中國就成了轉移美國內問題注意力的好目標。
想要消除美國人的不安全感，顯然從美國國內解決問題要更加實際和有效得多。比如說美國應該進行更全面的醫療系統改革，讓所有美國人都能享受到方便的醫療保障，以此來緩解就業者的擔憂；而對工資稅進行改革，也有利于將社會資源用在那些最需要的美國人身上。與此相比，如果美國會對中國進口商品提高進入門檻，那受損失的也包括美國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要知道，這些人可是新近剛剛奪回參眾兩院的民主黨所口口聲聲要予以保護的。
有學者因此指出，與其在貿易和匯率問題上繼續揪住中國不放，美國國會還不如轉變姿態，創造更多的空間，邀請中國在重要議題上進行溝通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中美外交關系中除了經貿關系之外還有很多議題。如何維護臺灣海峽局勢的穩定，如何在伊朗和朝鮮核問題上展開多邊合作，如何在國際能源市場上避免摩擦實現潛在合作，如何共同應對氣候變暖問題，這些都是中美雙方能展開合作，謀求共贏的領域。現在，美國財長保爾森很想在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中涉及到上述部分議題，美國國會在這一點上應該學會不要去給他制造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