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4年在春節晚會上奉獻喜劇小品的著名電影演員陳佩斯（左）和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的孫女——小香玉，在1988年春節除夕晚會上聯袂表演歌劇小品《狗娃與黑妞》。新華社特供本報圖片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在那個娛樂匱乏的年代，眾星云集的央視春晚一經推出便成為當之無愧的“娛樂之王”。
如今時過境遷，當人們手中的遙控器有了更多選擇，當人們在電視之外有了更多選擇，“第一晚會”的式微也就無可避免。
不經意的開始
在5屆春晚總導演黃一鶴的記憶里，這臺日后備受關注的晚會，有著一個不經意的開始。
沒有宣傳，沒有預告，很多觀眾并不知道，央視會在1983年除夕之夜辦這樣一臺晚會，“節目開播時，北京城還是此起彼伏的鞭炮聲。”黃一鶴回憶說，后來鞭炮聲漸漸稀疏，等到晚會結束，鞭炮聲再次驟然響起：都看晚會呢！
曾先后十余次主持春晚的趙忠祥亦稱，至少在最初四五屆，主創人員都沒想過，春晚能形成傳統持續至今，所以當時并沒有特別強烈的“歷史負重感”。
然而，不管它的開播是多么不經意，這樣一臺大型綜藝晚會的推出，對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電視，仍然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創舉。
58歲的北京觀眾常阿姨記得，那時人們最主要的娛樂是看電影——雖然當時中國每年的影片產量只有五六十部，與現在年產三四百部的數字相差甚遠。過年幾乎沒什么娛樂活動，連廟會都沒得逛，現在熱熱鬧鬧的龍潭湖當年還是一個野公園，大年三十晚上，除了守在家里看電視更是沒事可干。而在改革開放之初，有條件看電視的也是少數人。
遙想1983年2月12日那個特別的冬夜，當觀眾打開電視，看到侯寶林等老藝術家再度亮相，看到王景愚令人捧腹的啞劇小品《吃雞》，看到李谷一深情演唱禁歌《鄉戀》，那一刻的驚喜與感動、溫暖與快樂，恐非今天的觀眾所能體會。
你可以說那時硬件過于簡陋，舞美、燈光、服裝和今天都不可同日而語；你可以說那時演員陣容不夠強大，像李谷一那樣一人連唱7首歌，在今天不可能被接受。然而對于當時的中國觀眾來說，那著實已經是一道年夜大餐，極大地滿足了他們饑渴已久的娛樂之胃。
聚光燈下
黃一鶴真正意識到春晚受關注程度之高，是在經歷1985年的“滑鐵盧”之后。
在連續成功執導1983年和1984年春晚之后，他幾乎成了英雄。可1985年那臺不成功的晚會，又幾乎將他徹底擊垮：一麻袋一麻袋的觀眾來信寄到央視，罵聲一片。節目播出11天后，央視不得不在《新聞聯播》中向全國觀眾道歉——這樣的舉措在央視歷史上絕無僅有。
事情并未就此結束，中央有關部門先后派出4個工作組，進入央視檢查晚會質量等問題。廣電部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先后召開黨組會議十余次，分析晚會失誤的原因。
首當其沖的黃一鶴“思過達半年之久”，以至于當臺里將1986年春晚總導演的任務再次交給他時，這名年過半百的東北漢子是那樣生死以赴：晚會緊張籌備過程中，獨生女兒病重住院，醫生稱“不排除惡性腫瘤”，黃一鶴聞訊后請了一個小時假，匆匆趕到醫院，撲騰一聲跪在醫生面前：“我沒有時間再回來，孩子就交給您了！”沒來得及去病房看一眼女兒，他匆匆返回排練現場。
20多年過去，年逾古稀的黃一鶴認為，最初幾屆春晚的成與敗，都和他追求的一個理念有關：創新。
1983年，面對接踵而至的觀眾點播條，時任廣電部部長的吳冷西頂著壓力，現場拍板解禁《鄉戀》，在當時引起巨大轟動；次年，又是在一片爭議聲中，張明敏、黃阿原等港臺藝人登上春晚舞臺，一曲《我的中國心》感動億萬觀眾。在黃一鶴看來，這兩屆晚會的成功，關鍵在于觀念上有重大突破，與當時老百姓的情感和要求血脈相通。
1985年的失敗，則在于黃一鶴太想在此前基礎上有更大突破，他邁出了危險的一步：洛杉磯奧運會壯觀的開幕式和那年盛大的國慶閱兵都給了他震撼，何不把春晚舞臺從小小的演播室搬到體育館，大干一場呢？
黃一鶴始料未及的是，當時的技術條件不足以支持這樣一臺大型電視直播節目，“連對講機都沒有，燈光也不靈。”在偌大的工人體育館，調度完全失靈，現場指揮“成了瞎子和聾子”，雖然有正值鼎盛的老女排助陣，有汪明荃等大腕加盟，當年的春晚仍被斥為“質量低下”、“雜亂無章”。
造星大舞臺
1984年2月2日凌晨，大年初一。34歲的相聲演員姜昆匆匆往家趕，在剛剛結束的春晚上，他作為主持人串聯全場并表演了多個節目。
那時他家住五樓，為了省電，平常樓道是不開燈的。那一晚，姜昆剛進樓道，電燈啪的一聲亮了，人們涌出屋子，向他問好、致謝；他上二樓，二樓燈亮；他上三樓，三樓燈亮……場面近乎英雄凱旋，姜昆激動得淚水漣漣。
這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一夜成名，在此之前，作為馬季的得意弟子，姜昆已經名聲在外。然而在春晚這個舞臺上，有多少一夜成名的故事一再上演。
在參加1984年春晚前，28歲的張明敏是香港一家電子表廠負責校時的工人，除拿過一個業余歌手大賽冠軍外，籍籍無名；1985年的晚會雖然并不成功，默默無聞的董文華卻憑一曲《十五的月亮》紅極一時；宋祖英、馮鞏這些大腕，初登春晚舞臺時都是不太知名的年輕人，“有時還有點慌慌張張。”黃一鶴回憶道。
與此同時，一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藝術家，也借這個舞臺煥發新的藝術青春：李谷一的《難忘今宵》、馬季的《宇宙牌香煙》、趙麗蓉的《英雄母親的一天》，都是觀眾記憶猶新的經典。
正因為這個舞臺造星能量之巨，開辦幾年之后，演藝界便形成了各路人馬各顯神通擠破腦袋上春晚的洋洋大觀。
日后成為春晚金字招牌的趙本山，當年也是各路人馬中的一員，其“公關”經歷，和他的表演一樣充滿喜劇色彩：1987年，已經紅透遼北大地的老趙受姜昆鼓動，動了上春晚的心思，帶著節目錄像和10瓶茅臺就來了北京。可到了央視跟前，卻連大門都進不去，無計可施的老趙悶在賓館，一天一瓶茅臺，喝完便打道回府，報賬時還謊稱酒都送出去了。直到1990年，趙本山才憑借小品《相親》與春晚結緣。
曾經轟動一時的趙安受賄案，則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春晚的號召力。曾任央視文藝中心副主任兼文藝部主任的趙安，先后4次擔任春晚總導演，被認為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帥才。
2003年12月12日，趙安以受賄罪被北京市一中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判決書稱趙安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接受詞作者張俊以的請托，使張創作的作品得以在趙執導的1995年和2000年春晚等文藝晚會上演出，并使宣傳張的專題片得以在央視播出。為此，趙安收受張給予的款物60余萬元。
挑戰與變革
春晚唯我獨尊的江湖地位遭遇挑戰，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
1990年3月14日，一檔集相聲、小品、歌舞、雜技等為一體的綜藝節目在央視開播，是為《綜藝大觀》。該節目一經推出即創收視高潮，曾是名副其實的全國綜藝節目之冠。因其形式與春晚頗多相似，人稱“小春晚”。
如果說春晚是觀眾一年才能品嘗一次的大餐，《綜藝大觀》就是每周都能吃到的美味。更多效仿《綜藝大觀》而生的節目，則將中國電視帶入一個“晚會的時代”。
據央視前臺長楊偉光回憶，上世紀80年代晚會少，演員不可能天天和觀眾見面，加之春晚又是重點打造，觀眾當然很新鮮。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種節慶晚會和主題晚會越來越多，發展至今幾乎天天有晚會，觀眾對春晚的關注度自然低了，要把節目做好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平常晚會是這些人唱，春節晚會還是這些人唱，你能高多少？”楊偉光說，在他主政央視期間，常跟春晚主創人員講這樣兩句話：節目要努力做好，爭取比平常高；但宣傳一定低調，不要讓觀眾期望值太高。
與各種主題晚會和其他節慶晚會不同，春晚還必須面對一個與生俱來的悖論：眾口難調。
北京觀眾常阿姨是春晚的堅定支持者，1983年以來每屆必看，可在早年，她經常必須面對一個難題：八路軍老兵出身的父親特別不喜歡現代歌舞節目，費翔當年憑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成為超級偶像，可老人家一看到這樣的節目就會揚起手杖直指熒屏：“資本主義復辟啦？這些東西，該管一管了！”見此情景，常阿姨只好趕緊換臺。
為了應對種種挑戰，變革的努力似乎一直沒有停止。上世紀90年代初，在春節聯歡晚會之外，央視同時開播春節戲曲晚會和春節歌舞晚會，旨在滿足不同觀眾的口味；1993年，央視首次以競標方式確定春晚總導演；近幾年，“開門辦春晚”的口號也一直叫得很響。
然而這些努力似乎都沒有收到太好的效果：戲曲晚會和歌舞晚會長期處于少有關注、少有評論的尷尬境地，甚至一度傳出關張謠言；導演競標則被譏為“家里的和尚好念經”；所謂“開門辦春晚”，給觀眾留下印象的是2005年，三十幾個地方臺的主持人走馬燈似的秀了一把，似乎并不叫好。
廣東人的選擇
如果說春晚早年的成功與當時觀眾別無選擇有著深度關聯，那么，隨著觀眾手中的遙控器有了更多選擇，它的式微也就無可避免——早在節目開播之初，這一命題即在廣東得到驗證。
雖然各調查機構公布的春晚收視率往往出入巨大，但廣東長期以來是春晚收視率的低洼地帶，已是不爭的事實。
對于春晚在廣東的收視情況，身為廣東人的《南方電視學刊》編輯黃文峰，在學理分析外有著更多的切身體會。黃文峰說，廣東人對春晚“不感冒”，首先是因為語言障礙。對于很多上了年紀的廣東人，聽、說普通話仍是一件費勁的事兒，他們對于以普通話播出的節目，興趣自然不大。年輕一代雖然不存在語言障礙，但對于春晚偏北方的表演風格和幽默方式，接受起來總隔著一層。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廣東觀眾就比其他地區觀眾有了更多選擇：香港各家電視臺五花八門的節目，早已成為他們的家常便飯。
據黃文峰介紹，雖然香港各電視臺節目合法落地廣東是2001年以后的事，但由于很多香港電視臺的信號覆蓋廣東大部，廣東觀眾很早便能收看明珠、翡翠等香港電視臺的節目，“一開始還遮遮掩掩，到了80年代后期，收看香港電視節目就已經很盛行了。”
對于廣東觀眾而言，這些以粵語播出的節目不再存在語言障礙，香港各電視臺的節目內容也相對輕松，“他們的娛樂節目就是純粹的娛樂。”黃文峰稱，長期熏染的結果使廣東觀眾對港臺明星的認知程度遠遠高于大陸明星。有一年田震去廣東演出，觀眾反應冷淡，可是港臺一個二三線明星，都能引起一陣騷動。
雖然并不掌握準確數據，但黃文峰稱春晚在廣東的收視率肯定遠遠低于其他地區：“碰到趙本山、宋丹丹的節目可能還會看兩眼，其他的節目真是沒人看了。”
談及這一話題，《南方電視學刊》總編助理郭際生引用了魯迅先生關于“京派”與“海派”之爭的概念。他說央視春晚屬“京派”文化，近于官而高調；而粵文化屬“海派”，近于商而市井，地域文化差異是導致廣東觀眾不買春晚賬的一個重要因素。
生于北京的郭際生說，春晚于他一開始是“不能不看”，后來變成“可以不看”，到現在是“幾乎不看”。回想早期春晚，從《鄉戀》到張明敏到費翔，每年都能有所突破。而現在，場面越辦越豪華，卻越來越愛唱高調，離觀眾也就越來越遠。
“小春晚”關張
跨入新世紀后，互聯網的深度“入侵”，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網絡不僅給年輕一代提供了種類繁多的娛樂方式，它甚至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在這個虛擬的世界里，互動、參與、“我的地盤我做主”成為基本法則，人們不再甘于充當被動的受眾。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檔興盛十余年的老牌綜藝節目走到了它的盡頭：2004年10月，在多次改版求變仍難挽收視頹勢的情況下，《綜藝大觀》黯然關張。央視文藝中心主任朱彤對此表示，隨著時代的發展，《綜藝大觀》已經滿足不了觀眾的娛樂口味，用其他節目取而代之，就是為了滿足觀眾參與其中的娛樂渴望。
于是我們看到，在近年的電視熒屏上，風行一時的是《非常6+1》這樣的競猜節目和以《超級女聲》、《夢想中國》為代表的真人秀，站在舞臺中央的，不是明星大腕，而是一個個急于表現的普通男女。
面對此情此景，人們不禁要問：“小春晚”已經關張，春晚還能挺多久？辦還是停，儼然成了一個必須嚴肅面對的話題。
支持者曰：春晚已成新年新民俗，其地位無可取代。然而有人戲言：一邊看春晚一邊罵春晚，似乎成了另一種“民俗”。罵歸罵，對于很多觀眾而言，期待與懷念恐怕仍然會在心頭揮之不去。(本報記者張靈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