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
·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
當代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是：保證中華民族整體的生存和發展權利不受任何重大損害，保證中國國內的經濟建設、社會成長、政治現代化過程不受大的干擾，保證我們國家的領土完整、邊界主權及基本尊嚴不受外部勢力的侵犯。
因此，中國國家安全在新時期的思考，不僅要有傳統國防意義上的解釋，更要有大戰略的寬廣意識，尤其要仔細把握好國防建設與經濟發展等要素之間的關系。主要包括：①必須考慮現階段主要大國關系的特點，對相互間可能的對抗（或不易對抗）的前景做出評估；②必須研究當下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各種主要威脅，分辨這些威脅的性質和輕重緩急；③必須梳理我國與一些鄰國之間存在的主權糾紛，提出解決或緩和這些糾紛的大體思路；④必須研判中國快速增長的國民經濟對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場的動態需求，規劃保障這些需求的遠投能力和戰略安排；⑤貫徹“以人為本”的指導精神，對于包括海外勞工、旅游者和留學生在內的中國公民群體可能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危險有所防范；⑥必須認真思考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義務，前瞻性地分析國家安全的外部函數與改善條件，確定我們國家維護本地區乃至全球安全的新使命。這些目標的排序和實現雖有先后，但相互間的連貫性是不可或缺的，它們的總體要求是一致的。
·應對大國摩擦：保持低強度與可控性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等重大事件，標志著冷戰結束、國際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個新的階段，以美國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為顯著標志的“一超多強”的金字塔形力量結構逐漸形成，全球統一的市場、貿易和人員流動迅速占據了各國議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各主要大國之間全面對抗乃至大規模沖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這一局面的形成恰好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入新時期相吻合，有助于中國在“無大戰”危險、無被入侵之憂的國際環境下加快國內現代化步伐。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戰略機遇期”主要是指中國國內建設、發展與改革方面的絕佳機會。至少在目前階段，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的某個大國或國家集團，而是來自自身發展的放緩甚至停滯不前，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社會經濟問題。
就大國關系的沖突面來看，美國對華關系保持接觸和溝通的同時，并沒有放棄防范與遏制的一手。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它在亞洲地區的軍事存在，依然是對我未來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同樣是我解決統一難題的主要障礙。不過也要看到，目前對美國國土及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脅多來自“基地”組織這樣的國際恐怖組織。美國受困于自己發動的“反恐戰爭”，至少在眼下階段無暇他顧，對我在東亞和周邊其他地區的安全壓力有所減小。日本對中國的崛起一直存有嚴重疑慮，近年來在軍事上的小動作不少，考慮到與日本的各種主權糾紛將長期存在，我們不能不對日本的軍事大國化舉動有所防備。但總體上判斷，中日在可預期的未來發生直接軍事對抗的可能性有限，不僅雙方經貿及人員往來的深厚基礎有效約束了這種可能，兩國的外交努力也是一個調節杠桿。至于俄羅斯、印度等其他周邊大國，雖然與我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局部問題（如非法移民或劃界方面的分歧），但彼此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沖突需求，政治對話與合作的勢頭良好。我們與包括歐洲在內的其他地區主要國家之間也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沖突隱患。
總而言之，今后一段時期的大國安全關系仍可保持戰略對話與合作的態勢，經濟摩擦和地緣政治方面的矛盾亦具有可控性。
·處理臺灣問題：中國國家安全的最大挑戰
從目前至今后相當一段時期，臺灣問題是制約中國國家安全的頭號因素。臺灣問題涉及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政治各個方面，極其復雜而且影響深遠。臺灣問題最有可能把中國拖入戰爭漩渦，導致中美直接的軍事對抗，因此處理臺灣問題是對我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的最大考驗，是中國在東亞區域安全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的關鍵一步。
臺灣問題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潘多拉魔盒”。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由多民族構成，中國歷史上既有“和親”的時光，也有分分合合的曲折遭遇；新中國建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國內民族團結事業一直在向前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大的隱患，如“藏獨”、“疆獨”、“蒙獨”等境內外分裂主義勢力和它們背后的外部縱容勢力，另外還有國際范圍的“文明間沖突”的陰影。臺灣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于一旦“臺獨”勢力得逞，將帶來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及中國與有關國家之間的軍事對抗，更有可能招致在我多民族居住的某些地區發生類似蘇聯晚期“解體綜合征”的現象，不僅令以往促進國內民族和諧的所有努力前功盡棄，更有可能使中國陷入內戰和四分五裂的危境。所以，不論出現什么情況，中國對“臺獨”分裂主義絕不能姑息手軟，這是維系我國自身安全和保持東亞地區穩定的大前提，是中國和平發展、與鄰為善的一條“紅線”。
在堅守上述“紅線”絕不動搖的同時，我們應深入、細致、全面地思索臺灣問題的復雜性。首先，單從軍事斗爭準備角度講，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隨時準備投入戰斗，捍衛國家的主權與尊嚴，這是現階段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中心目標之一。其次，臺灣問題既是當代中國歷史遺留的內政難題，又是戰后國際關系和外交博弈造成的外交挑戰，其涉及面之廣、領域和層次之多、任務難度之大，非一般情況所能比。在國內范圍，需要協調軍事、外交、商務乃至民意；在國際范圍，既要同偏向支持臺灣的勢力打交道，還要說服一些周邊國家理解我對臺政策的目標，消除后者的某些疑惑。再次，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可能有別于香港回歸方式，畢竟從二戰結束至今臺灣一直是由非共產黨的中國人治理，這就要求我們認真研究臺灣人民日益增長的當家作主的意愿，認真研究臺灣社會經濟半個多世紀的成長經歷，認真研究臺灣政治架構近十幾年演變的多元軌跡。孫子兵法云“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我們在保持和不斷擴大有效威懾力的同時，應當記取圣賢的提示，視臺海兩岸的凝聚乃至統一為長期的整合、“收編”過程，而非“畢其功于一役”的短兵相接。
·安置主權糾紛：穩定周邊的重要工作
和平發展階段中國國家安全的另一重要日標是，在加快建設有效軍事威懾力的前提下，穩妥地處理與多個鄰國之間存在的主權糾紛，避免因周邊安全形勢的惡化損害我們國內的現代化建設進程。
我國有約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和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與中國陸地直接接壤的鄰國有14個，隔海相望的近鄰有十幾個（如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多數國家）。擁有如此眾多鄰國在當今世界是非常少見的，它不僅給中國創造了多種多樣的交往便利，也造成了棘手的安全難題。單從捍衛主權角度講，我們國家面對的爭議和麻煩，非一般國家所能比：
歷史上和現實中，有十數個國家與中國發生過或至今仍然存在著主權糾紛，分別涉及陸地邊界、沿海水域、島礁、海灣、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等不同情形的歸屬判定；
新中國成立后，印度、蘇聯、越南等國先后與我發生過圍繞領土邊界和海洋權益的軍事沖突；
中國曾巧妙地解決了與緬甸等國的邊界劃分問題，冷戰結束后又成功劃定了與俄羅斯之間有爭議的地段歸屬，但尚未解決與日本之間的釣魚島問題及海洋邊界的歸屬劃分問題，尚未解決與印度之間陸地邊界的劃分問題，尚未解決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中國海等水域存在的多種分歧（所列僅是其中一部分，而非一份完整的清單）；
看上去這些主權問題似乎屬于國家間的雙邊爭議和談判內容，處理起來卻經常涉及第三方或更多，如中日矛盾的背后總有美國的影子（美日安保同盟無形中是對我方的一種牽制），有“臺灣因素”的存在（譬如說論及釣魚島及其周邊水域的權益，包括三方的漁業糾紛），中國與東南亞某些國家的主權沖突可能導致東盟所謂的“集體行動約定”；
在近十個與我存在主權爭議的國家中，既有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經貿方面與我交往頻繁、相互依存度很高），又有發展中世界的成員（在人權討論和國際斗爭的其他場合往往站在中國一邊），還有昔日的“同志”和“戰友”（它們的內部體制和指導思想同我有相似之處，人民之間的感情仍然存在）；
此外，涉我主權及國家安全的周邊區域，有著其他地區少見的龐大軍事集結（安理會五常中的三個，全球八個公認擁有核武國家中的五個，世界前十二位軍事強國中的八個），有著國家內部或民族間的多重宿怨與對峙（日本與東亞鄰國之間、朝鮮與韓國之間、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等），有著誘發新的矛盾與對抗的消極事態（如分離主義勢力的抬頭、霸權主義行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國的戰略誤判等），這些因素糾合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誘發對抗，直至毀掉整個地區的安寧。
主權理論近幾十年來有許多發展與衍變，但領土邊界作為核心主權的地位始終牢固，對疆界有效控制是國際社會承認國家合法性的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目標之一，當然是維護領土疆界的完整性，在有爭議的區段努力捍衛自身的權益，對于可能的侵犯行徑予以有力的回擊。然而，在新時期、新環境下維護國家主權不僅需要扎實細致的準備，更需要新的意識和戰略。首先，現階段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必須適應防范重點的變化。在冷戰結束之前，與我有主權沖突的情形多半發生在陸地邊界上，中國陸軍承擔了捍衛邊界的重擔。今天，陸地方向的主權爭議及威脅已大大下降，未來一段時間保衛中國的陸地疆界，主要是“邊防”性質的駐守，而不大會面對大規模戰事的危險。在另一方向，中國面臨的海上主權挑戰及糾紛卻有嚴峻化趨向：臺灣海峽風云變幻帶來的陰霾自不待說，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和強硬對待涉我海界爭端的立場日益明顯，東北亞和東南亞一些地方同樣存在若隱若現的潛在麻煩，此外在太洋彼岸還有惟一超級大國的強大干涉力量。不論從什么角度說，中國的國防與外交都必須把工作重點置放在與我相鄰的亞太地區。就軍隊現代化建設而言，應當落腳在面向東南方向的各種可能的海洋沖突上，海軍、空軍及海軍陸戰隊等高科技含量的軍兵種之大力發展乃題中之義。
特別要指出，在整個和平發展階段解決涉我主權糾紛的大思路，依然是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思想，我們要全力營造于我有利的良好周邊氛圍，想方設法實現對各種分歧的“安置”。
·保障海外利益：拓展中的國家安全內涵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中國國家安全還具有了以往不具備的內涵與特點，其中之一是如何保障不斷拓展的海外利益。它要求把視野投向全球范圍，根據國際關系的準則，依靠我們的軍事實力、外交博弈和商業策略及其他手段，有效維護中國公民人身及財產的安全，如逐步為與我相關的各種國際“通道”及周邊區域的安全穩定提供支持，對中國海外利益遭遇的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加以防范和遏止。“非傳統安全威脅”涉及的面比傳統安全更廣，包含的國際行為體更多，因而應對這類威脅，要有新的手段和觀念。
僅舉兩例試說明之：
能源安全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在當今世界首屈一指，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能源安全漸漸成為令人擔憂的大問題。我國雖擁有豐富的煤炭儲量，但石油和天然氣的儲備卻相對有限，中國經濟對外部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能源的需求依賴日益加重（目前的進口量已占到國內石油總消費量的2／5以上）。坦率地講，我們現有的外交能力、尤其是軍事保障能力對如何保證中國有可靠安全的能源供應是遠遠不夠的。
人的安全問題。今天，中國出國務工、留學、經商、旅游和公干的人數一年就超過3000萬人次。考慮到中國人口的巨大基數和我們國家的發展趨勢，未來中國人走出去的數量肯定將大大增加。從現在起直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譬如說，提供在某些危險海域的護航，防范國際海盜對我客輪、油船及旅客和船員的襲擊，依照危機的程度和需要派出軍艦，及時撤出一些危難發生地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或者依靠停泊在當事國海域附近公海上的我軍事力量向目標地發出威懾信號，對某些危害性極大的外部傳染病實行早期的特殊控制，對嚴重侵害中國公民的某些突發性國際危機采取預防性打擊措施等，很可能是未來對中國國家軍事力量的新要求。
從國防建設和國家安全的軍事層面看，保障海外安全利益的現實要求中國軍人能夠“走出去”，在更加廣闊的空間和水域展開行動。它不僅對我們的裝備和技術提出了新的作戰要求，如遠距離投放能力，建立應對海外危機的特種部隊和快速反應分遣隊，等等；而且對我軍人員素質和指揮系統制訂了更高的標尺，如掌握國際法和各種國際慣例，了解派駐地和遠程目標的語言、歷史和政治經濟狀況，尤其是懂得中國海外安全利益的內涵。中國國防建設（包括教育內容和作戰訓練等）應當增加相應的內容。
·承擔國際責任：全球安全與大國使命
承擔更大的國際安全責任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責無旁貸的義務。廣義地講，它有助于消除“中國威脅論”和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狹義上說，它同樣有助于中國軍隊熟悉和適應各種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的國外任務，有助于維護我們的海外利益和主權權益，有助于普通百姓理解和支持國家的國際安全戰略及必要的海外軍事行動。
這類國際責任包括：
定期發表國防白皮書，向國際社會昭示本國政府、人民和軍隊的安全目標、責任及其維護的途徑，解釋已做出的和理應承擔的國際安全義務；
加強對本國公眾和軍隊官兵進行有關國家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可能遇到的挑戰及困難等方面的宣傳教育，增強國民的全球安全意識和責任感；
努力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倡導區域性或次區域性的安全對話，采取增信釋疑的步驟，推動建立符合本地區各國利益和愿望的安全機制；
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各種分離勢力對本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共同威脅，與有關國家聯手打擊這方面的不法活動；
對全球各個地區的沖突和熱點加以實時監控，對國際間的各種騷亂、危機和軍事沖突保持密切關注；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安理會的有關決議，向發生戰亂、沖突或有嚴重麻煩的國家和地區，派遣維持和平部隊或軍事觀察團；
依照各類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決議，對公海水面及洋底、極地和太空等人類共同遺產予以特別保護，監督其和平利用進程，對其可能遭受的危害或入侵予以有效遏止；
預防和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加強國際間的監督管理，并對有關技術和材料實行嚴格的控制制度；
加強對地雷及各種中小型武器的國際買賣、轉讓及使用過程的登記與監督，同時防止不良的軍備競賽危害地區穩定和全球共同利益；
在聯合國及各專門機構倡議和推動有關全球安全方面的討論，對少數國家或國家集團在國際安全領域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行為予以譴責和抵制，引導國際社會朝著公正、合理的國際安全新秩序方向做出努力。
需要提醒的是：一個大國承諾的全球性安全責任，是有可能與本國自身的安全利益和目標發生某些矛盾的，在當前階段和未來一段時期，隨著中國的和平發展以及外界壓力的增大，如何根據國家利益優先的原則處理好這類矛盾，將越來越多地提上我們決策層的議事日程。其次，根據國際需要承擔大國義務，不可避免地會與少數國家或國家集團的既得利益發生摩擦，我們必須深刻理解矛盾的性質和動向，謹慎和統籌地處理好這類有麻煩的國際安全關系。
中國任重而道遠。（來源：《世界知識》雜志 編輯：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