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歷史上文化的誘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沃爾夫·雷彭尼斯（Wolf
Lepenies）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6日出版，精裝本270頁，定價24.95美元。
在對猶太史學家莫瑞·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1926-2005）的《新保守主義革命：猶太知識分子與公共政策的塑造》（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一書的介紹中，筆者曾這樣寫道：“對于猶太民族，相信很多從‘書生意氣’、‘激揚文字’的青年時代走過來的人都會有非常特殊的印象。這個民族涌現了太多的偉人，馬克思、恩格斯、韋伯、哈耶克……，他們常常能掌握歷史的發展脈絡，在一個混亂的時代開風氣之先，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讀他們的事跡，常常會讓我們熱血沸騰，生出‘人生在世，正該如此’的沖動。”
其實，這樣的描述也同樣適用于曾一度走在猶太人對立面的日爾曼民族。歌德、康德、黑格爾、貝多芬、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德國也同樣為世界貢獻了難以計數的偉大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上面提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和韋伯等人實際上也同樣是德國人。
那么，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何以會走上法西斯之路，何以會先后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呢？或者說，何以德國從十一世紀以來，直至1945年戰敗，始終難以徹底地完成政治啟蒙，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國家呢？或者一句話，德國的問題何在？
對于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出現了諸多不同的解說。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雷彭尼斯的新著《德國歷史上文化的誘惑》也旨在對此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身為當代德國最主要學者之一的雷彭尼斯在其書里提出，德國之問題的根源在于，日爾曼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災難性的習慣：重文化而輕政治；甚至于以文化代替政治－－以文化的態度對待政治問題，雷彭尼斯稱之為“德國人的政治冷漠靈魂”（the
apolitical German soul）。
為了說明德國人普遍的重文化而輕政治的傳統，雷彭尼斯在書里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45年2月13日，一群德國難民－－其中包括一名年輕婦女和她的孩子－－因為沒能擠上開往德累斯頓的火車，不得不在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住下。那一晚，德累斯頓遭到了盟軍猛烈的轟炸，這些難民在建于山頭的村莊里能夠看到德累斯頓城遭受轟炸后出現的大火和硝煙。
長大后的這名孩子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有時會為自己的因禍得福感到慶幸。但他當時卻不可能知道，就在那時，他的父親，以及當時還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幾名德國空軍一起，正在他們這些人的上空，試圖攻擊盟軍的戰機。只是那時候的德國空軍，面對強大的盟軍空中力量幾乎已沒有絲毫的還擊之力，他們甚至不知道敵人在哪里，更不知道敵人的轟炸目標，只能憑著感覺，絕望地去戰斗。
那一晚，那位孩子的父親先是飛到了斯特拉斯堡的上空，試圖獲取當地的地面指揮中心的指令，結果是一無所獲。不過他們倒是收聽到了地面電臺里傳來的理查德·施特勞斯的歌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中的音樂。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空軍－－其中有兩名具有博士學位——憑借此知道了他們的目標所在：《玫瑰騎士》1911年1月26日的世界首演地，文化名城德累斯頓，盟軍正在轟炸她！這些都是孩子的父親后來在能說出來的時候告訴他的。那個孩子就是《德國歷史上文化的誘惑》一書的作者－－雷彭尼斯。
此后，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音樂一直伴隨著盟軍的轟炸，在德國的上空演奏著，直到納粹最終滅亡。雷彭尼斯表示，正是德累斯頓在遭到轟炸的同時始終飄揚在空中的《玫瑰騎士》樂曲，讓他開始思考諸如戰爭與文化、教育與毀滅、政治與詩歌以及精神與暴力這些看似對立，但在德國人身上卻得到如此和諧統一的事情。
更能說明“德國人政治冷漠靈魂”的例子，則是納粹高層在面對災難時表現出的悲情做派：當德累斯頓被毀滅的消息傳到了納粹高層，希特勒密友、德國勞動陣線（the
German Labor Front）的頭頭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卻表現得如釋負重，他這樣說道：終于結束了，現在我們再也不必為此德國文化的標志而牽腸掛肚了！而在三年前，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在聽到英軍轟炸了羅斯托克后也有類似的表示，戈培爾對人員傷亡絲毫沒有興趣，他只是表示，現在可以放手對英國的文化中心施以報復性的轟炸了。
毀掉一件文化藝術品對希特勒的打擊，要遠甚于德國任何一個人口密集區遭到轟炸，這一點在納粹德國幾乎是眾所周知的。德國的宣傳機構對此也毫不避諱，因為他們相信，希特勒的這種反應在德國人看來不會是他們的偉大統帥不關心其子民的表現，反而體現了他的藝術感覺并沒有因為戰爭而消失，對于德國人來說，這是比關心他們本身的生命更為鼓舞人心的。
雷彭尼斯指出，在德國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精英心目里，政治之類的事務－－先是貴族政治，魏瑪共和國成立后則是議會政治－－只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討價還價和骯臟交易，代表的是蒙受羞辱和自由被剝奪，而文化則代表了他們的自由和驕傲，是神圣的，因此，德國人對日常政治表現出一種出奇的厭惡，在這種傳統下，就形成了德國人的“政治冷漠靈魂”。在雷彭尼斯看來，德國之所以歷經幾百年卻始終難以徹底地完成政治啟蒙，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國家，相反地，卻走上了法西斯之路，這種“政治冷漠靈魂”于其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正是出于這種“政治冷漠靈魂”，才使得魏瑪共和國成立后始終得不到廣大市民的的接受和支持，從而給了納粹可乘之機。
當然，雷彭尼斯也承認，阻止德國和別的“正常”歐洲國家那樣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促使德國法西斯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當時德國對《凡爾賽和約》表現出的普遍憎恨情緒、通貨膨脹和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空前嚴重的失業率以及民族主義情緒的復活等等，而并不僅僅是德國人對政治的厭惡和對文化的理想化和浪漫主義化單獨使然。另外，納粹之所以能上臺，除了他們承諾恢復日爾曼人的光榮歷史所帶給德國人的美學吸引力外，他們愿意打擊壟斷大企業，允諾給德國人民創造就業機會，以及適應當時的反猶太情緒提出反猶太口號等等，也都是重要原因。
劉見林 ，《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6年第24期，6/28/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