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樂雄
黑格爾說過：歷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現(xiàn)過兩次，恩格斯補充說：第一次以正劇方式出現(xiàn)，第二次是以喜劇形式出現(xiàn)。偉人對歷史的觀察的確洞若觀火，因為有了拿破侖一世威武雄壯的正劇，于是引出了拿破侖三世啼笑皆非的鬧劇；因為有了氣吞千古的羅馬帝國，于是引來不倫不類的“神圣羅馬帝國”；因為有了劉備匡扶漢室的悲壯努力，于是引出張勛“辮子軍”復辟的拙劣鬧劇。
但是，美國的崛起似乎打破了上述的歷史規(guī)則，因為無論黑格爾還是恩格斯都認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會超過兩次，而美國卻偏偏以“第三羅馬帝國”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世界歷史上，這難道是“異數(shù)”？如何解釋“第三羅馬帝國”的出現(xiàn)并對其未來的命運作出判斷？”也就是說，作為“第三羅馬帝國”的美國到底是歷史中的正劇還是鬧劇？如果是正劇，那么“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最終還是免不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命運。不過，歷史正劇的意義在于給后人一種愉快而惋惜并且充滿激情的回憶，從而成為后人創(chuàng)造新的輝煌的動力。如果是鬧劇，除了和正劇一樣必須按時謝幕收場外，給后人一種尷尬、苦澀、滑稽和充滿欺騙感的回憶，徒然成為后世的笑料。
也許，美國是否處于黑格爾所說的：任何事物的發(fā)展必然經(jīng)過正、反兩個階段而到達“合”的階段？換而言之，美國是否屬于那個在世界歷史過程中，在經(jīng)過了古羅馬帝國（正）、神圣羅馬帝國（反）后變成了被叫做美國的事物？筆者曾就此詢問過來訪的一位美國學者，豈料這位老美竟然說：“是的，美國人對這點充滿信心。”這位學者的回答無疑會讓所有的國家產(chǎn)生強烈的嫉妒，并且感到美國人的狂妄自大，也使人想起１９世紀怪杰之一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狂言：德國民族是西方歷史上最后一個民族，在文明發(fā)展內(nèi)在形式的三個階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個偉大的階段。經(jīng)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慘敗，德國人已失去了這種感覺，而進入２１世紀后，美國人卻開始有了這種感覺，并且越來越強烈。
不管被稱作“第三羅馬帝國”的美國這出歷史劇以正劇收場還是喜劇或鬧劇收場，也不管它是否是古羅馬帝國（正）與神圣羅馬帝國（反）交配后的雜種（合），我們以古羅馬帝國和古代某些強大的文明、國家為參照系，從精神方面考察一下美國的心路歷程、國運氣數(shù)之長短，仍值得一試。
在西方學者巴洛看來，“整部羅馬文明史無非是羅馬精神的發(fā)展史，自我實現(xiàn)史，……”，巴洛認為古羅馬帝國的強盛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心路歷程：在其整個歷史過程中，羅馬人敏銳地認識到，在人類之外存在著單獨或集體的“力量”，對此人類決不可忽略。它必須服從某種東西。如果他拒絕，則將招致災禍；如果他勉強地服從，則將成為更高力量的犧牲品；如果他樂于服從，則將發(fā)現(xiàn)，他可躋身合作者之列；通過合作，他可以了解更高力量的某種趨勢，甚至目的。心甘情愿的合作帶來一種獻身觀念；當目的變得越加清晰，他將感到其自身是推進這些目的的代言人或工具；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他將意識到一種天命，意識到一種對其自身，以及其他與其類似、構成國家的人們而言的使命。這就是羅馬從臺伯河之畔的“七丘之盟”發(fā)展到奧古斯都屋大維時代的精神之旅。
豈止是羅馬人，筆者發(fā)現(xiàn)古代強盛的文明都經(jīng)歷了同樣的精神歷程，強大的國家和文明都具有敬畏自身以外的“力量”、并服從這種“力量”的特征。這種力量也許來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等，不一而足。但其共同點是人和國家對之敬畏、服從，奉之如“絕對命令”，并以國家、民族和個人的理想、使命感形式出現(xiàn)于歷史上。
在古希臘，“人類之外的力量”以“理想國”的理念呈現(xiàn)于希臘文明世界，其現(xiàn)實中的執(zhí)行者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他一生深受兩本書的影響，一本是《古希臘神話》，另一本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前者使他產(chǎn)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后者使他產(chǎn)生建立“實現(xiàn)正義公道而至于至善”的世界理想國的強烈沖動。為此他開始了軍事遠征，從他對被征服者的寬闊胸襟以及一系列四海一家的政策表明，他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軍事遠征是理想主義譜寫的歷史絕唱。由于家族和老師的因素，亞歷山大很早感覺到“人類之外的力量”，并一直對之保持敬畏和服從，最終把它作為一種使命，而在實踐過程中，自己也就變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者！所以，不是亞歷山大把希臘文明的力量表現(xiàn)到極致，而是附身于亞歷山大的希臘文明的精神激發(fā)出希臘文明的偉大力量。
東方也有一位具備“四海一家”胸襟的亞歷山大大帝式的偉大君王，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歷來史家多以政治權謀解釋他的貞觀之治，忽視了李世民精神境界與其文治武功的關系。貴族出身和突厥血統(tǒng)以及少年不凡的經(jīng)歷，使他較早地感悟了“王道”和自己的使命，對這一“力量”的敬畏和服從使他對人類的認識超越了歷代君王，“華夷一家，愛之如一”！以天下父母自居的“使命感”使他胸襟開闊，氣度非凡。東突厥頡利可汗屢屢威脅中原，曾率軍直抵渭水北岸，數(shù)年后戰(zhàn)敗被俘，太宗好生養(yǎng)之。貞觀七年，一次朝廷歡宴上，高祖命頡利可汗當庭起舞，華夷一家，是為觀之，太宗亦被四方尊為“天可汗。太宗敬畏“王道”，崇尚堯舜文王周公之道，境界高遠，把唐初帶入文明盛世。太宗皇帝視頡利可汗為一需管教的頑皮孩童，這等氣度和胸襟是敬畏、服從“王道”，并視之為使命所致！
偉大的文明和國家的興起關鍵在于其精神領域，是否出現(xiàn)了被人們自覺服從的神圣力量？是否出現(xiàn)這種力量的代言人和執(zhí)行者？是否出現(xiàn)了符合正義的使命意識？這些都是文明和國家興起的精神要素。人類集體之外的“力量”曾以“敬德保民”的王道理想出現(xiàn)于早期黃河文明，并接通上天、借助神靈，約束著古代中國雄才大略的君主們，殷、周兩代開國之君都是敏銳感覺到超凡“力量”的存在，且敬之畏之服從之，故而“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孫丑上》）。《尚書》里《湯誓》記載，商湯在推翻殘暴的夏桀時誠惶誠恐，“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商湯并不怕臣民的反對，不怕夏桀殘暴，而是敬畏天命，把“敬德保民”視為神圣的使命。正是這種對人類之外的“力量”的恐懼和敬畏，使商湯在心甘情愿的服從過程中產(chǎn)生至高無上的使命意識，這一使命意識又使他以七十里之地而一統(tǒng)天下，將文明精神的自我實現(xiàn)作了“東方式”的演繹。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在粗略考察了歷史后，現(xiàn)在可以討論美國了。在短短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從十三個殖民地發(fā)展到今天規(guī)模的美國，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只不過在重復著歷史大海中潮漲潮落的現(xiàn)象，就像“七丘之盟”發(fā)展到羅馬帝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取天下。不過美國人敬畏和服從的“力量”與眾不同，既不是“王道”，也不是“理想國”，而是“自由”、“人權”、“民主”等一整套理念組合。更不能忽略的是他們相信上帝，打開了世俗理念與宗教境界的通道，為世俗理想找到了宗教歸屬，彷佛是商湯把“敬德保民”同“予畏上帝”聯(lián)系起來的美利堅版本。這樣，世俗與宗教形成渾然一體的“力量”，美國人敬之、畏之、服從之、心向往之、神馳往之。
戰(zhàn)爭是國家、民族乃至文明的的試金石，從美利堅的精神發(fā)展來看，獨立戰(zhàn)爭是為自由而戰(zhàn)，內(nèi)戰(zhàn)是為人權而戰(zhàn)，這兩場“安身立命”的立國之戰(zhàn)已經(jīng)為美國的精神追求、使命意識和獻身目的奠定了基礎并暗示了方向，借助兩次世界大戰(zhàn)，克服了“門羅主義”、“孤立主義”的小家子氣，將人權、自由的實踐帶出國門，走向全球。對于深受壓迫的世界來講，人權和自由深得人心，這種情況又反過來使美國屢屢成功而變得日益強大，于是美國人在精神和物質(zhì)上嘗到了敬畏、服從人權和自由觀念的甜頭，他們深信這些原則就是歷史的目的，實現(xiàn)這些原則就是自己的使命，進而自覺地把自己當作實現(xiàn)這一歷史目的的工具。這就是美國目前的精神狀態(tài)，按照邏輯的發(fā)展，馬上要進入獻身的精神狀態(tài)了（即便有一部分人民不愿獻身，但事情發(fā)展到這種地步，國家要獻身了）。
歷史的啟示在于：對國家和民族而言，“使命感”是巔峰狀態(tài)的精神標志，國家和民族的衰落往往是從精神領域開始，其標志是“使命感”的喪失。這和人的衰退一樣，精神衰退是一切的根源。對于精神衰退的原因，大致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兩種解釋，黑格爾的解釋是形而上的，他認為文明的興起源于“世界精神”的光臨，“世界精神”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運動變化的，從世界的東方開始向西方轉(zhuǎn)移，最終回歸東方。所以先有黃河文明、印度文明、“新月型”地帶的蘇美爾文明，然后是希臘文明、羅馬文明、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根據(jù)黑格爾奇妙絕侖的思路，從地理上看，美國是“世界精神”在西方駐足的最后一站，接下來是“世界精神”向東方回歸階段，目前人們已經(jīng)隱隱約約感覺到２１世紀以后，太平洋地區(qū)將成為世界繁榮的中心，歷史是否正在驗證黑格爾的預言？
筆者對黑格爾的預言興趣不是太大，但對黑格爾把文明衰落歸諸“世界精神”的轉(zhuǎn)移的觀點，感到精妙絕侖且深藏玄機。筆者立足于形而下的考察，也發(fā)現(xiàn)精神對于文明興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中決定性的標志是對于全人類的“使命感”的誕生和喪失。“使命感”就是“世界精神”觀照下的文明、國家、民族特有的精神狀態(tài)。一種文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衰落首先是從其“使命感”的消失開始的。所以，對照歷史上強盛的文明和強國的精神狀態(tài)，應該承認美國正處于上升階段，換而言之，美國的大運還未走完。
現(xiàn)在需要進一步考慮另一個問題，“世界精神”何時從美國開始轉(zhuǎn)移？我們已經(jīng)把“使命感”和“世界精神”接通，這個問題可以轉(zhuǎn)化為：美國何時會喪失“使命感”繼而開始衰落？盡管這是個近似算命測卦的難題，但歷史已多少給了我們以啟示。不難發(fā)現(xiàn)，“世界精神”或者“使命感”曾經(jīng)以個人的形式和制度的形式出現(xiàn)過，西方的大流士、亞歷山大大帝、凱撒、拿破侖，中國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是集權體制或帶有集權傾向體制頂端的強人或君主，“世界精神”或“使命感”耀眼地集中于個人身上，黑格爾認為：拿破侖就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隨著偉人的逝去，“世界精神”和使命意識也就轉(zhuǎn)移或喪失殆盡，所創(chuàng)之輝煌很快頹敗。因此，大凡個人所帶來的國家民族之輝煌都是短命的。
所以，“世界精神”或“使命感”停留在個人身上的時間比較短，而停留在制度身上的時間比較長。羅馬帝國強大和延續(xù)時間較長是并非個人的因素，而是因為制度的健全、合理，英國民主制度造就了一個多世紀的“日不落”景觀，以“第三羅馬帝國”來稱呼美國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美國的使命感不是建立在個人基礎上的，也是他們的社會制度之上，不是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造就了美國的偉大，而是美國的制度造就了他們個人的事業(yè)。羅馬帝國、英國和美國的領袖們的平庸無損于國家的強盛，而大流士王、亞歷山大大帝、查士丁尼大帝、菲特烈大帝、拿破侖們的國家領袖平庸則必然導致國運衰退。這就是“世界精神”和“使命感”駐足于個人和駐足于制度的巨大差別。
盡管我們發(fā)現(xiàn)了建立在制度上的“使命感”比建立在個人身上時間要長得多，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依賴于制度的“使命感”遲早也會喪失，繼而強勢會變成弱勢。君不見當年世界霸權的不列顛，如今成了為美國拎包的小伙計？英國君主立憲式的民主制度造就了一個世紀左右的強盛，這對估計美國強盛的時間極有參考價值。
文明和國家的衰落有多重原因，從“形而下”的方面尋找原因，內(nèi)耗是個普遍的現(xiàn)象，它來自內(nèi)部的結構或外部沖擊。強盛的文明和國家不論古今中外其內(nèi)部結構都是十分精制，因而也是脆弱的。前蘇聯(lián)在沒有外部直接碰撞下自我毀滅，內(nèi)部結構的不合理導致了內(nèi)耗，而內(nèi)耗又將“十月革命”中誕生的、根殖于全體人民精神深處的“使命感”的完全丟失。美國也屬精致型社會，但所幸的是，美國的制度暫時地保證了把內(nèi)耗降低到最低限度。
除了石油以外，另一種情況對美國也許是致命的，那就是沒有對手。歷史上，當一個國家達到了強盛的目的——強大到?jīng)]有一個對手，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為強大的原動力是對抗，沒有外部的對抗就不會產(chǎn)生“使命感”。黑格爾曾深刻地分析到：“那種主要的最高的興趣已經(jīng)從它的生命中消失掉了，因為興趣只有在反對的地方才能夠存在。”“但是現(xiàn)實性既然已經(jīng)獲得，那個民族精神的活動便不再需要了。”這時的文明或國家處于“已經(jīng)是一種純屬外部官能的生存，它再也不會興高彩烈地專心致志于它的事業(yè)了。個人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都在一種天然的死亡里消滅。就算民族能夠繼續(xù)存在，這一種生存是沒有興趣的、沒有生氣的，它不需要它的那些制度，因為它們的需要已經(jīng)獲得了滿足——這是一種政治的虛無和無聊。”
如果黑格爾沒有胡謅，美國笑傲江湖、追求一強凌天下，等到它真正成了“第三羅馬帝國”時，到達了人權與自由彼岸，事實上，美國的歷史過程就是美國精神的自我實現(xiàn)的全部過程。與此同時，上述文明衰退的規(guī)律將不可避免地在美國身上再次起作用。行筆與此，筆者忽然感到，與其以一種莫名的企盼心態(tài)來為美國測卦，莫如深刻反省一下：我民族在歷史的長途跋涉中、特別是近代以來精神上丟失了什么？敬德保民的王道精神是否是東方唯一可與西方相抗衡的精神資源？作為一種使命感，是否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他人之手？誠如是，我們是否應該感到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