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峰君
一
、 概念與爭論
“模式”是外來語，在中文詞典里找不到解釋，英文書籍中用
Pattern和Model表示。這二個詞可相互換用，意思是一樣的。“模式”一詞作為一種政治經濟概念的基本含義是：世界各國家或地區在實行現代化道路過程中對政治、經濟體制及戰略等的選擇。
這一概念最早何時被提出來，尚無人考證，但廣泛使用這一概念則是在戰后，特別是60年代以后，現在則越來越多的人使用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體上有三：(1)戰后出現一批社會主義國家，這些新誕生國家走什么樣工業化道路、采用什么發展戰略和政治經濟體制，是這些國家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因此就出現社會主義道路與模式的問題。據有人考證，西方學者恰在50年代研究蘇聯、東歐問題時率先提出政治經濟模式概念。(2)廣大發展中國家取得獨立后也面臨經濟發展的道路、體制及戰略問題，是按原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前進，還是按蘇聯現代化道路前進，或按自己獨特的道路前進，于是就產生發展模式的重大課題。(3)自70年代崛起東亞國家地區特別是“四小龍”獨創了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途徑，引起世界各方的矚目，人們紛紛研究它們的經驗，即東亞模式問題開始出現。因此，“東亞模式”（英文East Asian Model
縮寫EAM），簡單可以概括為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在內經過戰后近半世紀的發展而形成的一種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范式。根據這一不夠成熟的定義，對于模式的分析應當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多方面的廣泛內容。
東亞的迅速崛起和東亞模式的出現，標志著東亞現代化已經取得了初步成功。這種成功絕非是西化的結果。這已為世界眾多學者與輿論所公認。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亞洲大趨勢》對亞洲特別是東亞的崛起給予全面高度的贊頌。該書明確指出：“亞洲的現代化絕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現出的是特有的‘亞洲模式’。現在，亞洲踏上了富強發展之路，經濟復蘇使東方人有機會重新審視傳統文明的價值。隨著技術和科學的引進，亞洲向世界展現了現代化的新型模式，這是一種將東、西方價值觀完善結合的模式，一種包容自由、有序、社會關注和個人主義等信念的模式，東方崛起的最大意義是孕育了世界現代化的新模式。亞洲正以‘亞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現代化，它要引導西方一起邁入機遇與挑戰并存的21世紀。”但對這種說法遭到了一些西方學者的強烈反對和否定。代表人物有美國麻省里工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的主要觀點是：東亞奇跡是虛構的神話，像“紙老虎”。原因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如同50年代的蘇聯，其發展很大程度依賴大規模的勞動力和大量資金的投入，而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實現的，即僅僅是數量的驅動，而非創新或質量的推動。這種生產增長方式最終必將像蘇聯一樣而崩塌。東亞奇跡只是暫時的現象，東亞模式自然無從談起。
亞洲金融危機則進一步引發了國際和國內學者對東亞模式的重新思考與深入探討。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有相當多地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亞洲模式。”美國《外交》月刊說的更加明確：
“亞洲金融危機證明美國經濟模式正確”。在國內，盡管對東亞模式持支持者居多，但也較大爭議。無非三種論調：一、否定論，認為東亞金融危機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魯格曼早已預見的東亞奇跡和東亞模式的終結或破滅；二、調整論，認為在信息網絡化時代東亞模式滯后，亟待發展調整，以新型模式取而代之；第三、肯定論，認為東亞模式經過金融風暴考驗后將再現輝煌。如何客觀全面分析與評價東亞模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這不僅關系到今后對這一地區經濟前景的正確估計，也關系到整個東亞地區各國包括中國在內今后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的抉擇。中國學術界大部分學者持第二或第三種看法，他們認為：“東亞奇跡的出現是和東亞模式緊密相連的。東亞過去30
余年的經濟成功的共同點，或者說構成東亞模式的那些基本內容，正是促進東亞經濟騰飛的基本要素。可以說，在東亞奇跡的出現上，東亞模式功不可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構成東亞模式的基本內容和特點，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符合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的要求，也適合東亞地區的具體國情”。
二
東亞模式基本特征
否定東亞模式最主要的論據無非是否認東亞奇跡的存在以及產生奇跡的基本因素即東亞模式基本特征的存在。對這一點中國學術界大部分學者認為：“東亞奇跡的出現是和東亞模式緊密相連的。東亞過去30
余年的經濟成功的共同點，或者說構成“東亞模式”的那些基本內容，正是促進東亞經濟騰飛的基本要素。可以說，在東亞奇跡的出現上，東亞模式功不可沒”。
（一）東亞經濟模式
圖式：經濟優先主義＋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分配收入相對均等→高經濟增長率
（1）倡導“經濟立國”或“經濟優先主義”，即以經濟建設及追趕歐美為國家戰略的中心任務。西方由于是“內源性現代化”，其現代化的啟動是靠自下而上的自發性，一般以商業和工業革命為先導，逐步緩慢實現現代化。東亞地區則是晚近現代化，有其獨特的外部條件，即所謂“遲發展效應”，正負兩面均有，欲想實現現代化必須動員國內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趕超發達國家所早已實現了的目標。東亞的成功關鍵的一條就在于此。這一條在理論上近于常識，但真正將其作為國家最高行動準則卻非易事，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都經歷過沉痛甚至是血的教訓才換來這條準則的。
（2）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又稱出口工業化戰略（Associative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這種戰略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非聯系性自主型發展戰略（disso dativ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strategy )
顯然不同。其內容是按照國際比較優勢的原則，在政府產業政策的具體支持下，通過積極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面向國際市場組織生產，并通過擴大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緩和國際收支壓力。這種戰略被看作是“東亞模式的本質特征”
（3）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有機結合或稱“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西方內源型國現代化過程中特別是早期與中期其生產運作系統主要靠市場經濟。只是在戰后才重視計劃、宏觀調節。而外源型的東亞國家則在現代化的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國家的職能，將所謂“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得的手”緊密有機地相結合，“形成軟硬適度、富于彈性的經濟發展體制，并使之成為東亞發展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
（4）分配收入相對均等。東亞與西方在經濟增長速度與收入分配相對照，剛好成相反的狀況：東亞增長速度比西方高得多，而收入分配卻相對均等。與拉美國家相比，其收入分配也明顯相對均等。經濟學家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收入差別的程度：基尼系數0.5－0.7之間為收入高度不平等，0.2－0.35之間為相對均等。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拉美與東亞“四小”較為相似，大都處于0.46－0.55之間。但從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東亞系數明顯下降：臺灣0.27 (1971年)，韓國0.28 (1971年)，而拉美則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趨勢：巴西0.57 (1970年)，墨西哥0.58 (1969年)
（5）高經濟增長率。這是東亞模式的最終結果表現，同時也是其模式的最主要標志之一。西方工業化國家從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初，其增長僅在英國出現，人均國民總值年均增長１％已是歷史創新。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一些先進工業化國家也才達到1%～2％。戰后某些西方國家增長率達到3%～5％，被看作是“經濟奇跡”。但真正的奇跡卻應是東亞。這里年均增長率已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均要高出西方國家年均增長率一倍至幾倍。 這種增長并非僅是克魯格曼所說的是既有數量上（資金與勞動力）的投入，也有相當規模質量（全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東亞政治模式
圖式：傳統集權政治體制（強人政府+一黨優勢+軍人干政）＋現代性國家特征（代議制形式＋專家治國＋健全法制＋反腐倡廉）+ 漸進民主化進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
（1）實行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政治體制。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制性的政權 。這種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制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一黨統治、軍人干政），但又實行一系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特征（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制、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權威主義政權，既不同于封建時代的傳統的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也不同于西方議會民主制。威權主義體制可以分為賢明型和個人家族型兩種類型。前者基本上是出于國家、民族和民主利益，依據社會條件的需要，為了有效地實現國家和社會現代化的迫切任務而建立起來的權力集中的政府。它能建立社會秩序、穩定政治局面、克服種種危機、創造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環境、有助于國家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新加坡則是這種類型的代表。后者如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印尼蘇哈托后期政權。這種政權是一種適合東亞地區特點的過渡型的政權，在一定時期是積極的、進步的，因而是必要的。
（2）對政權采取強制型穩定。政局穩定有兩種型態，一種是自然型穩定（主要在西方），一種是強制型穩定，是東亞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為穩定政局所采取的過渡性措施。東亞國家和地區無論是軍人集權政府也好（如韓國樸正熙時期和全斗煥時期的軍人專政），半軍事集權政府也好（如臺灣國民黨政權），還是文人集權政府，（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權），基本上屬于強制型穩定政權。正是這種強制型穩定才保持了東亞的政局相對穩定。當然其穩定情況不完全一樣，穩定最佳者是新加坡和香港，其次是臺灣，再次是韓國。政治穩定并不意味著社會矛盾和對抗的消除，只要對抗和矛盾沒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圍，或者政府對對抗和矛盾采取果斷措施，轉危為安，使社會、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能夠有秩序地進行，均可稱為政局穩定。這種強制性穩定，“具有一定的暫時性、不可靠性，甚至極大的危險性”，但卻是不得以而為之的必要做法。
（3）由一黨（或軍事）集權政權向民主政體轉型。這一轉型自80年代中后期已初見端倪，多元民主憲政體制已開始確立。這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向政治現代化邁向的重要標志。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鞏固、完善過程。定型后是何種模式（與西方民主制有何區別）有待觀察和研究。從目前東亞轉型過程看，其特點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實現轉型，即按正常的選舉渠道逐步實現的；二是自上而下與自上而下相結合，最先來自民間與社會力量的推動，而后領導人由被動轉為主動，采取緩和矛盾的變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漸變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三）東亞文化模式
圖式：弘揚儒家傳統文化精華（忠于國家、勤奮節儉、重合諧、重教育等）—
東方文化中的糟粕＋吸取西方文化精華（傳統優秀文化、先進科學技術與管理、商品競爭意識、高效率等）—西方文化中的垃圾=創造東亞新文化。
（1）儒家傳統文化是東亞發展的重要因素。西方型文化又被稱之為“現代型模式”，根植于新教倫理之中。這種現代型模式的特征是追求效率，強調個性，恰好與東方型情感模式相反：強調人際關系的重要和人情；崇尚集體意識，個人服從集體利益；宣揚和諧精神，主張用倫理道德信條來規范人的行為和協調人際關系。東方文化被稱為“情感型模式”。這種情感型文化對東亞經濟與政治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種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一，倡導忠君愛國、國家至上、社會為先、以和為貴、寬容協調、求同存異、同舟共濟等，對東亞社會穩定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其二，東亞民族一向以勤儉持家、刻苦耐勞和儲蓄而著稱。東亞“四小”和日本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資率和儲蓄率，這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和外債壓力，又有助于適時地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其三，強調教育，重視智力投資。這是推動東亞經濟現代化有力條件。1965－1985年東亞地區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冊人數的增長率超過世界上任何地區。
（2）東亞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豐富璀璨、博大精深，有利于現代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但也存在著許多不適應現代化甚至阻礙現代化的糟粕，如宗法等級制度和觀念；封閉的現狀的狹隘的手工業方式；絕對專制主義的特權制度和封建特權觀念、封建帝王思想、家長統治、個人崇拜；以神權、君權、族權、夫權為核心的倫理綱常體系；“存天理，滅人欲”的道統思想；鄙視貨值，輕工賤商，鄙視勞動；反民主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唯心論、天命論、宿命論、唯我論、主觀自用；反對質變和革新的調和折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絕對主義，鬼神迷信，模糊籠統的思維方式；因循守舊，復古盲從，固步自封，閉關鎖國，狂妄虛驕，抱殘守缺；自卑自賤，自暴自棄，崇洋媚外，阿Ｑ精神等等。所有這些文化垃圾“理所當然地在近代化現代過程中受到猛烈批判”。 總之，對東亞傳統文化，必須通過現代化的社會實踐的檢驗，去粗取精，在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在批判中有繼承，在決裂中有聯系，在改造中有發展，在對立中的創造性中轉化，在消化中有弘揚和創新。這就是東亞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歷史辯證法。”
（3）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抵制其糟粕。一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不外兩大動力：一是自身的傳統文化，二是吸收融合外來有益的文化。后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化加速發展的催化劑。日本明冶維新后期現代化步伐迅速發展，得益于及時吸收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僅指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且指包括指導先進技術背后的精神文化，特別是追求效率、強調競爭意識等等有助于促進現代化的一切有益的西方文化。戰后日本、“四小”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這是其經濟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樣道理，東亞其它國家也將在21世紀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實現現代化。西方文化除了精華部份之外，和東方文化一樣也有糟粕部份，諸如極端個人主義， 享樂主義，精神頹廢，腐朽墮落等等。這些文化垃圾隨著先進西方文化的傳播的同時也涌進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從而引起這些國家文化依附或文化傾斜，嚴重損害著這些國家的民族文化傳統，破壞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因此，加強國家對進境西方文化的宏觀戰略，抵制美國為首的西方消極文化入境，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色，是東亞文化政策中不容輕視的一個方面。
東方將創造出東西方文明結合的新東方文明。東亞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在正確對待東西方文化和二種不同的西方文化方面提供了寶貴經驗。在50—70年代比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它對于沖破傳統保守經濟和社會倫理起了積極作用，但卻導致西方價值觀的泛濫。為此，從70年代末開始，又重視宏揚儒家文化，抵制西方的腐朽沒落文化。從而把東西兩種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地運用，重塑和發展兩種文化的功用”。新加坡已故總統薛爾思博士把新加坡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概括為：“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組織性＋東方的價值觀念和人生哲學＝新加坡的工業化、現代化”
新加坡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為世人提供了令人矚目的奇跡和積累了豐富經驗，而且也在弘揚東方民族精神方面提供了許許多多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三、東亞模式的整合
東亞金融危機如同一場八級地震，極大地震撼了東亞各國，也震撼了整個亞洲和世界。這種震撼使東亞國家和地區從風暴中冷靜思考東亞經濟發展中的得失與是非，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正如有的中國學者所言：“發生金融危機使亞洲人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冷靜下來思考自己的問題。從天上回到人間，去掉頭上不切實際的光環”
。但無論如何整合，“東亞模式”作為一種現代化的初生嬰兒已經降臨在世界的東方。人們應以正確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它。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再好的模式也要隨著時空的轉換進行不斷的調整。東亞模式就實際上僅僅是發展的初期階段，就像早期歐美發展模式一樣，它的生命力將會存在和延續許久。就其模式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不適應時代的變遷，需要整合，甚至舍棄，均屬正常現象，無可厚非。但不能因這次危機就斷言說，東亞模式已經過時。再好的模式也不能保證你一定獲得成功。它的成功需要外部時空條件。“同樣的模式能夠讓你成功（過去），也能讓你失敗（現在與未來），因為條件變了，保持成功的新條件還沒有被創造出來。故這個模式不存在了。此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道理。所以，一切成功經驗的總結都不能忽視外部的作用和條件的變化。”
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出現或存在諸多模式，最有影響的莫過于西方歐美模式，如美國模式、英國模式、德國模式。但這些模式均經過上百年的發展而逐漸成熟。在其發展成長過程中也曾經歷過無數次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直到今天這種危機也時而出現。就在幾年前，即1992年，英國還發生了金融危機。但似乎并沒有人說西方歐美模式終結了，甚至也很少有人指責西方模式的種種弊端。與西方歐美模式相比，東亞模式不論從形成的時間看，還是從東亞國家和地區成熟程度上看均是處于初期階段。從時間上看東亞模式形成至今不過短短三十年，有的國家才十幾年。有人把金融危機前的東亞發展稱之為“第一代東亞模式”,金融危機后的東亞發展稱之為“第二代東亞模式”。從地區上看，只有一小部分國家和地區才能名符其實稱得上東亞模式，大部分只能說正在處于模仿階段，有的根本與東亞模式本身并無關系。在東亞模式僅僅開始形成的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不僅不能要求它盡善盡美、完好無缺，而且應該看到它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諸多問題。東亞模式可能要經歷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七、笫八代模式，一代會比一代發展、成熟。這是合乎歷史的發展規律。西方模式如此，東亞模式也應如此。不能用西方現代己經發展若干歷史階段熟透了的模式標準來套用或衡量東亞剛剛起步的極其不成熟的現存模式，應從思維方式上拋棄歷史唯心主義。
這里應分清三種不同情況。第一情況，對基本上經受住金融危機考驗的新加坡、臺灣、香港，主要是總結其成功的經驗，充分肯定以它們為核心總結出來的東亞模式的基本經驗。就是對受到金融危機沖擊激烈的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也不能全部否定其成功經驗的一面，同樣應持愛護態度，決不可輕易一風吹掉。不能因金融危機，就通通把“金娃娃”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應象愛護眼睛一樣保護東亞己取得的豐功業績及其背后的經驗。這是東亞人民經歷多年奮斗積累的最珍貴的財富。第二種情況，過去曾視為東亞模式典型國家之一的韓國，金融危機的實踐證明，其某些經驗，如所謂韓國“大業集團模式”
明顯是被誤判，應予以糾正和拋棄。前幾年經常有人說，韓國經濟之所以這么好，是因為國家有意扶持了若干大企業集團，這些大企業集團在韓國經濟增長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實際上，這并非是東亞模式的基本特征。因為企業集團應該是在市場經濟中通過競爭形成的，不該由政府
“拉郎配”拼湊。這種人為地扶持企業沒有生命力。金融危機中垮掉的正是一些大企業集團。金融危機中還暴露了諸多國家的種種問題，它們大部分不僅均與東亞模式無關，而且完全背離東亞模式所倡導的原則，如泡沫經濟、官商勾結等。這些東西無疑更是屬于徹底舍棄之列，應豪不留情，“該出手時就出手”。第三種情況，適當調整各自的政策。其中有些是屬于原來正確后來過時的政策，有些是屬于本來就不健全、不完善有待不斷健全、不斷完善的政策。從亞洲經濟危機的教訓中，人們應認識到，認真對本國經濟結構進行一次清理和整合，乃是東亞重新崛起的當務之急。下面就三個爭議的具體問題來加以說明。
（一）
“出口導向戰略”問題。出口導向戰略一直是東亞經濟模式中重要的內容之一。有的人甚至把它與東亞模式等同起來。這一發展戰略曾給東亞國家帶來整整十年（80年代）的繁榮。但是這一戰略的成功是有條件的。當時實施這一戰略的國家比較少，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熱衷于“進口替代”，而發達國家的傳統產品市場有很大的容量。因而，日本、“四小”等首先選擇“出口導向戰略，充分利用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發展本國（地區）經濟。但是這種有利情況，對90年代后的東亞國家已大為削弱。一是因為隨著收入的增長和傳統產品的份額下降，傳統產品的市場相對縮小。同時，發展中國家相繼都在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這時，東亞國家出口增長不僅僅受到發達國家，也受諸多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手的競爭，使東亞國家出口面臨越來越不利的局面。東亞金融危機不能不與此有一定關聯。為了彌補這種戰略的缺陷，就需要培育國內市場,
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同時發揮作用。但是，如果以為“出口導向戰略”己經過時，完全放棄這一戰略并進而否定東亞模式而改用采用“進口替代戰略”
，顯然是因噎廢食的做法。
（二）
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問題。世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開篇“變革世界中的政府”
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為人們注目的中心。全球經濟具有深遠意義的發展使我們再次思考關于政府的一些基本問題。”報告認為，“市場與政府是相輔相成的：在為市場建立適宜的機制性基礎，國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絕大多數成功的發展范例，不論是近期的還是歷史上的，都是政府和市場形成合作關系從而糾正市場失靈，而不是取代市場。”東亞國家由自身歷史、政治、經濟發展的特點形成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在其東亞崛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但在金融危機中也確暴露了一些國家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不恰當關系，即如前所述，政府干預過多或不適當干預。這無疑需要加以調整，但并非從根本上否認政府的宏觀干預，問題的關鍵在于：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要的問題。法國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撰文認為：這次金融危機消除了人們的一種幻想，“即經濟部門超越政治制度，超越社會組織和超越國家的歷史本身而自主的幻想。…它表明，如果沒有鞏固的國家制度，沒有實施于所有人的法律標準，沒有團結和對人民的尊重，沒有對歷史的認識，也就不會有健康的經濟。我們從這里看出了強調國家政策的必要性”
。
（三）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問題。西方一報刊認為，東亞金融危機不僅是經濟模式的失敗，而且“特殊的亞洲政治模式己經失敗”，理由是：“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輕視監督和透明度，保護家長式統治和裙帶關系”。這種說法需要認真分析。應當承認，金融危機確實暴露了東亞一些國家如印尼等在政治上存在的嚴重缺陷和問題。這些問題也恰是造成這次金融危機深層次的根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東亞政治模式，原因在于：第一，印尼等并非東亞政治模式的“賢明威權主義”的典型，而是“家族或個人集權主義”的典型，它們在政治體制上的種種弊端恰恰是與東亞政治模式基本特征相背離的。用壞的失敗的典型來否定成功的或真正意義上的典型是不合適的。新加坡應當是東亞政治賢明威權主義模式的成功典型。上述的幾方面的問題，在新加坡找不到影子。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能夠在這場危機中屹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選擇了廉潔而能夠做長遠打算的人選擔任議員及部長。他們所制定的政策，是為新加坡這棵沒被吹倒的樹札下了深根。他說：“你們選擇了素質與眾不同的人選來負責。我們有與眾不同的部長，制定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國家更穩定，給予你們更多安全感與更多的財富。”第二，東亞各國普遍推行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有其深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根源與背景。在經濟發展崛起的初級階段發揮著重要和積極的作用，對穩定政局和促進經濟發展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種不可避免或不得而為之的過渡形態，過渡的長短則取決于東亞各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與它們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群眾的教育素養和參政意識等許多狀況緊密不可分的。不能因為金融危機的出現就把一切問題通通歸結到權威主義體制。第三，東亞政治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發展的過程。由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正是東亞政治模式的另一重要特征。民主化進程對東亞國家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發展趨勢。但民主化形式與速度同樣要由東亞各個國家自身特點、國情、地情決定。因此，認為東亞政治模式就是威權政治體制的說法是不全面的，用西方的民主體制標準簡單套用或衡量東亞政治民主化進程更是不適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