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報是第二閃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的機關報。創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出版。在紅軍長征中，《紅星》報是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唯一報紙。遵義會議以前，由鄧小平同志負責編輯，遵義會議以后，由陸定一同志負責編輯。《紅星》報從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共出版長征專號二十八期，及時地傳達了黨中央、中革軍委關于紅軍長征的戰略部署與戰斗指令，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傳播了紅軍與各地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勝利消息，是我們研究紅軍長征的重要史料。
一、《紅星》報關于紅軍長征落腳點的報道
紅軍長征，是一次偉大的戰略轉移。這次戰略轉移的落腳點選擇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據地建立在哪里，這是關系長征的成敗和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對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一些黨論著中沒有明確地論述，或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關注，因而給人們一種印象，仿佛長征一開始就是為了轉移到陜北，或者遵義會議后就確定要到陜北。其實，所造成的這種印象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事實上，在長征途中，為了擺脫敵人，消滅敵人，保存自己，黨和紅軍依據敵我情況的變化，不斷改變建立根據地的原定設想和計劃，作出符合實際情況和有利于革命發展的新的抉擇。紅軍長征最后到達陜北，三大主力會師陜甘，并不是長征一開始就確定了的，而是在長征的實踐中經過逐步摸索、認識，逐步放棄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確立的。對此，《紅星》報有著較為完整的報道。
（一）到湘西會臺紅二、六軍團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被迫突圍轉移，開始長征。十月二十日，《紅星》報長征專號第一期在，《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的社論中，傳達了黨中央、中革軍委關于從南線突破粵軍封鎖線，沿贛、粵、湘、桂邊境，到達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計劃。指出：紅軍一年多的反五次“圍剿”戰斗，雖然取得了屢次的部分勝利，但這些勝利還未能阻止敵人向著基本蘇區進攻。為此，紅軍必須突破敵人的包圍圈去開辟新的蘇區。這就是說，紅軍突圍的“槍炮和刺刀的瞄準點首先是向著南部的敵人，首先是消滅南面敵人的烏龜殼，突破敵人的封鎖線，爭取反
攻敵人的初步勝利”。十一月二十五日，《紅星》報在《以堅決勇敢的戰斗，消滅當前的敵人》的社論中，進一步明確指出：我英勇紅軍實行反攻，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創造新蘇區”。同時“推動了贛西湘南千里地區中廣大群眾的斗爭，調動與打擊了蔣介石及湘粵桂之敵，保衛了中央蘇區，配合了紅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反攻中的偉大勝利”。
（二）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新蘇區
經過一個多月的英勇奮戰，紅軍于十二月一日渡過湘江。至此，部隊人員已折損過半，這時，敵人已經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并在紅軍前進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嚴重關頭，毛澤東同志力主放棄原定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這一主張得到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多數領導人的贊成，十二月十八日，黨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中央改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紅軍到達貴州遵義。一月十五日，《紅星》報在《用我們的鐵拳消滅蔣介石主力爭取反攻的全部勝利！》的社論中，傳播了黨中央、中革軍委關于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新蘇區的決定。社論指出：“經過三個月的長途行軍，經過英勇頑強的戰斗，我們不僅勝利的突破了敵人四道主要封鎖線和黔軍的四道防線，沿途攻占了不少的縣城，影響了湘粵桂黔幾省廣大地區的工農勞苦群眾，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開始，又克服一敵人的天險，渡過了烏江河，現在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了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廣大地區。”“開始了最后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的新階段”因此，“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新蘇區根據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三）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
紅軍占領遵義不久，蔣介石糾集川、滇、湘、桂、黔各路軍閥，連同蔣系的“中央軍”一百五
十多個團，幾十萬重兵合圍紅軍。面對敵情的急劇變化，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不得不放棄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決計乘敵人合圍以前，從遵義地區移師北上，渡過長江，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并與紅二、六軍團造成三路紅軍的協同作戰，以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一月二十九日，紅軍一渡赤水河后，遭到四川軍閥劉湘沿長江的全力阻擋，使紅軍無法按原定計劃渡長江。若強光潔度
不成，勢必造成大軍云集江邊腹北受敵的危險。為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當機立斷，決定暫緩執行渡江計劃，改為在川、滇、黔邊地區機動作戰，在運動中擺脫敵人，調動敵人，待機破敵，二月十日，《紅星》報發表了《為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而斗爭》的社論。社論首先闡述了紅軍戰略方針的改變是為了“使自己處處站在主動的地位，尋求廣大的機動去消滅敵人，達到我們創造新蘇區的目的”接著又闡述了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的方針，指出：”在我們未到達遵義以前，我們提出了創造川黔邊新蘇區的任務。在這一任務下，依據當時的情況，具體確定我們發展的方向道德是向著川南，但是四川敵人卻又動員了較大的兵力來對付我們，使得我們暫時不能順利的向川南前進。為了不致受川敵的牽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機動，我們轉到了云南邊，最后才確定了我們赤化的目標是在云貴川邊首先是在云貴邊來創造我們新的蘇區根據地。”為此，“必須了解我們脫離川南敵人，首先是消滅云南軍閥來建立新的根據地，我們離開川南并不是離棄赤化川黔邊的方針，而是擴大我們的赤化地區為云貴川三省邊，取得更廣大的機動地區大量的消滅敵人來完成創造新蘇區的目的。”社論同時指出：“我們將不僅能赤化云貴邊的廣大地區，而且能依靠這一新的根據地勝利的前進，將引導我們配合紅四方面軍與
二、六軍團赤化整個的西南數省”二月十九日，《紅星》報第十期又發表了二月十六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是在云貴川三省的廣大地區中，我們就要在這里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過去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軍取得更密切的聯系與配合，曾經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向川北發展。所以當時決計放棄以遒義為中心的川默邊地區，向長江邊繼續的進。然而這一決定由于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攔阻我們，更由于黨與中革軍委不愿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后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最后號召全體紅色指戰員“為消滅萬惡的敵人，創造新的云貴川新蘇區而斗爭”。
（四）創造黔北新蘇區，赤化貴州
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在川黔滇邊實行機功作戰的決定，紅軍主力調頭東進，二渡赤水河，向敵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義地區進攻，并于二月下旬在遵義戰役中殲滅和擊潰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俘虜三千余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三月四日，《紅星》報在《準備繼續作戰，消滅周縱隊和四川軍閥》的社論中，不僅向全軍并戰員傳達了建立黔北新蘇區的決定，而且論述了桐梓、遵義勝利對于建立默北新蘇區的意義。社淪指出：“這是我中央紅軍從反攻以來空的的大勝利，也是反對五次‘圍剿’以來一年半中空前的大勝利，這個勝利基本上粉碎了敵人的追剿，初步的奠定了我們創造黔北新蘇區的基礎。”并號召全體紅軍繼續打勝仗，以“鞏固遵義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蘇區的基礎”，為“赤化貴州而戰”。
（五）從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到創造川西北新蘇區
遵義戰役后，為了進一步調動敵人，打亂敵人部署，中央紅軍又向西三渡赤水河。敵人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紛紛向川南調動。紅軍于是又山東四渡赤水河，接著，向南急進。渡過烏江，逼進貴陽。與此同時，紅四方面軍也在四川的嘉陵江戰役中不斷取勝。這些都為紅在云貴川邊創造新蘇區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四月十日，《紅星》報在《一切為著創造新蘇區》的社論中，提出紅軍在這一時期的任務就是創造云貴川邊新蘇區。社論指出：“目前我們有著順利的客觀條件來創造云貴川新蘇區。”要求全體紅軍指戰員“象一個人一樣團結在黨和軍委的正確領導之下”，“把光明燦爛的新蘇區在云貴川地區創造起來”
就在《紅星》報提出建立云貴川邊新蘇區的同時，中央紅軍始終沒有放棄北渡長江（或金沙江），向北發展，轉入川西北的戰略意圖。四渡赤水河之后，中央紅軍趁滇軍東調增援貴陽之機，乘虛進軍云南，渡過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這就為紅軍繼續北進奠定了基礎。五月二十二日，《紅星》報發表《迅速渡過大渡河，創造川西北新蘇區》的社論，及時傳播了黨中央關于搶渡大渡河，創造川西北新蘇區的戰略決策。社論指出：“我野戰軍自勝利的渡過金沙江之后，已經取陽了繼續北進，消滅敵人的有利條件，已經打下了赤化川西北，創造新蘇區根據地的基礎。放在我們當前的任務，是為迅速渡過大渡河，實現這一基本戰略方針而斗爭！”社論同時指出：“我們渡過大渡河，便到達了川西北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的作戰，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以及地方居民的條件上，都使我們更有利的去消滅敵人，創造新蘇區，縮短我們無后方的大規模的游擊戰爭為有后方的廣大的運動戰的時間，更有力的開展蘇維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們渡過大渡河，有著與渡金沙江時同樣的重要意義。”
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央紅災渡過大渡河后和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邊會合。六月十五日《紅星》報在《偉大的會合》社論中指出：“我們八個月的長途行軍與作戰其目的就是要爭取與四方面軍的會合，使兩大主力能在統一的指揮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為赤化全中國的大事業奠定鞏固的基礎。會合的成功使我們獲得完成這一巨大任務的先決條件。我們所已得的勝利是偉大的，但我們面前有著更大的新的任務，這個任務——赤化全四川的任務。只有勝利的戰斗才能把他完成。繼續的打勝仗，打更大的勝仗，這是我們的口號！”
(六)繼續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合后，
總兵力達十多萬人。這時，南面的“追剿軍”薛岳兵團已被中央紅軍拖得精疲力竭，滯留于雅安地區；北面敵軍胡宗南部，沿涪江北岸開向川西北，但尚未到達指定地點——松潘地區；東面的四川軍閥部隊，剛核紅四方面軍重創，其內部矛盾重重，觀望不前。因此，紅軍在戰略上處于極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東進的有利時機。六月二十六日，黨中央在兩河口政治局會議上作出了兩個方面軍主力共同北上甘肅南部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決定。七月十日，《紅星》報在《以進攻的戰斗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陜甘新蘇區》的社論中，及時地向全軍指戰員傳播了這—決定，指出：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合，“不僅在數量上大大的增強了工農紅軍的力量，而且使我們所進行的國內戰爭在質量上也起了新的變化”，“要求我們以新的戰略方針來代替老的戰略方針”。社論說：“野戰軍過去一時期的戰略方針是以大規模的游擊戰爭求得到達一定的地區創造川西北蘇區，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以后的戰略方針是為的求得與中央野戰軍的會合。今天形勢不同了，我們已經取得了兩大主力會合的偉大勝利，我們已經造成了打大勝仗創造廣大的新蘇區的有利條件，大大的縮短了我們野戰軍從無后方的大規模的游擊戰轉變為有后方的運動戰的時間，我們當前的任務就不是為著到達一定的地區而進行長途的行軍了，我們現在是下定決心，用進攻的戰斗爭取與敵人決戰的勝利，創造川陜甘新蘇區。”社論并論述了創造川陜甘新蘇區的三點有利條件：一是“創造川陜甘新蘇區是我們目前的基本的戰略方針，這并不是推翻我們赤化川西北的方針，而是擴大我們的地區與加緊我們的任務，同時必須了解川西北的松理樊咸一帶，是人口稀少、糧食缺乏的地區，地形上也不適宜進行廣大的運動戰且易為敵人封鎖。正因為這一地區的落后，不為敵人所重視，所以有利于兩大主力約會合，有利于我們進行短期的林息與整理。可以作為我們暫時依托的后方，可以把這一帶開展成為廣大的游擊區域并發展成為新蘇區，但主力紅軍不能久留在這些地區，久留會失掉我們的前途。因此，不能將川西北地區作為我們的基點，不能作為我們永久的鞏固的蘇維埃根據地，而要依托著這一地區繼續前進，在川陜甘的范圍內向著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后民條件比較優越的地區前進，來實現我們赤比川陜甘的偉大任務！”二是“川陜甘地區是很廣大的。人口眾多，經濟上雖不及長江下游，但足夠解決我們紅軍的需要，同時這一地區離開反革命的中心較遠，敵人的力量比較薄弱，而且內部的矛盾亦極復雜，特別是川陜甘都是現存革命斗爭最緊張的地區，在陜甘有著群眾的暴動與游擊戰爭的開展，有著回民暴動，有著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的活動。在四川有著通南巴的與川西北的廣大的蘇區和游擊區，有著紅一
、四方面軍的活動，有著川南游擊戰爭的開展，這些都使我們具有很順利的條件去創造中國革命領導的中心——川陜甘廣大地區的鞏固的蘇區根據地。”三是“在川陜甘創造鞏固的蘇區根據地不僅有著充分的與勝利的條件，而且這一地區存在著千百萬的少數民族，我們可以經過共產黨的正確的民族政策，將中國無產階級的斗爭、反帝反國民黨的土地革命與少數民族的革命斗爭最親密的聯系起來，將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提到中國革命后備軍的階段，更有力的保證中國革命的發展。同時這一地區與蘇聯和外蒙人民共和國接近，我們可以抓住有力的陣地擔負起實行武裝保護蘇聯的任務。估計到整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估計到無產階級對于少數民族的領導的意義，估計到我們國際的光榮任務，黨中央關于在川陜甘成立鞏固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無疑的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正確的戰略方針。”
盡管紅軍繼確立創造川陜甘根據地后，又最后確定向東發展，建立陜甘根據地，取得了一個十分良好的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和開創革命新局面的出發點。對此，《紅星》報出于停刊沒再作報道。但該報的上述社論已表明紅軍把長征的落腳點最后放在陜北，是在長征的實踐中不斷地認識和摸索才確立的，這是歷史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