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路軍之1、4方面軍在巴西分離后，黨中央率1、3軍團于1935年9月11日北進到達甘肅境內俄界。為克服由于張國燾的陰謀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餓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fā)、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會議開始，毛澤東做了《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后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
毛澤東首先報告關于目前行動方針，著重談了三個問題：
1．中央堅持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zhàn)略方針。張國燾反對中央這個方針，主張向南在政治上是沒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軍團也拉上這條絕路。由于張國燾的阻撓和破壞，使1、4方面軍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軍主力之1、3軍團應該單獨北上。
2．毛兒蓋會議決議是紅軍主力向黃河以東。現(xiàn)在由于情況變化，1、3軍團的行動方針應有所改變，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陜北，經過游擊戰(zhàn)爭，打到蘇聯(lián)邊界去，打通國際聯(lián)系，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yǎng)兵力，擴大隊伍，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再向東發(fā)展。從地形、敵情、居民等各方面條件看，實現(xiàn)這個新方針，無疑是可能的。
3．我們與張國燾的斗爭，目前還是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馬上就作，因為它關系到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也關系到右路軍中1方面軍干部的安全，我們還要盡力爭取4方面軍北上。
鄧發(fā)、李富春、羅邁、李德、王稼祥、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林彪、博古、張聞天等，在發(fā)言中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并譴責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指出：張國燾對抗中央北上方針，是給胡宗南嚇怕了，完全喪失了建立根據(jù)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們同張國燾的分歧，不僅是戰(zhàn)略方針的分歧，而且是兩條路線的分歧。
毛澤東作會議結論時再次強調指出：我們同張國燾的斗爭，“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斗爭。張國燾是發(fā)展著的軍閥主義的傾向；將來可發(fā)展到叛變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
關于組織問題，會議決定：
1．將原有1、3軍團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2．成立“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
3．組成編制委員會，主任為李德，委員為葉劍英、鄧發(fā)、蔡樹藩、羅邁。
俄界會議正式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經采取的步驟及今后的戰(zhàn)略方針”。并著重指出：
一、我們與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于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張國燾夸大敵人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喪失了創(chuàng)造新蘇區(qū)的信心，主張向川康藏邊界退卻。“目前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為，公開違背黨中央的指令，將紅四方面軍帶到在戰(zhàn)略上不利于紅軍發(fā)展的川康邊境，只是張國燾同志的機會主義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張國燾這種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為的，“除了對于目前形勢的機會主義估計外，就是他的軍閥主義的傾向”。
三、張國燾“對于中央的耐心的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自己組織反黨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斗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面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
《決定》最后還指出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歷史根源，申明要堅決糾正張國燾的嚴重錯誤，并號召“紅四方面軍中全體忠實于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做堅決的斗爭，以鞏固黨與紅軍。”
為教育并挽救張國燾本人，黨仍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并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zhàn)員，所以，這個《決定》當時只發(fā)給黨的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布。
俄界會議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和軍閥主義傾向，改變了在陜甘建立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確定用游擊戰(zhàn)爭來打通國際聯(lián)系，創(chuàng)建新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這對于克服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與軍閥主義，保證黨中央北上方針的貫徹實施，有著重大的意義。
（來源：民族魂網(wǎng)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