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1935年6月16日 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為建立川陜甘三省蘇維埃政權(quán)電紅四方面軍，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quán)。”
6月17日 張國燾、陳昌浩不同意向東向北發(fā)展的川陜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yǎng)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fā)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
6月18日 中央紅軍全部集中懋功、兩河口之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電張國燾等，指出：“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zhuǎn)移樞紐。”
6月20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電張國燾，指出：“從整個戰(zhàn)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zhàn)為有利”，并要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6月23日 紅二、六軍團與中央軍委中斷電訊聯(lián)絡。
6月26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統(tǒng)一戰(zhàn)略方針，實現(xiàn)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jù)地的主張，于6月26日在懋功的兩河口舉行會議。參加兩河口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博古、劉少奇、凱豐、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聶榮臻、鄧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張國燾。會議首先由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報告，報告著重說明了戰(zhàn)略方針、戰(zhàn)略行動和戰(zhàn)爭指揮問題。周恩來報告后，會議進行了討論。張國燾主張依托懋功地區(qū)向川康邊發(fā)展，認為北有雪山、草地，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團兵力，北上“站不住腳”；并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攻擊中央，要求改組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報告，并對張國燾關于紅軍長征和政治形勢的錯誤估計以及要求改組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意見進行了適當?shù)呐u，進一步說明了北上方針的正確性，并強調(diào)紅軍應由中央軍委統(tǒng)一指揮。會議經(jīng)過充分討論，于28日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zhàn)略方針的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zhàn)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爭取仕肅南部，以創(chuàng)造川陜甘蘇區(qū)根據(jù)地”。“為了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方針，在戰(zhàn)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qū)，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決定指出：“為了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zhàn)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chuàng)造新蘇區(qū)的斗爭中的主要危險。”
兩河口會議后，中共中央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劉伯承、李維漢等組成的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進行慰問，并幫助傳達貫徹中央決定。
6月27日 中央紅軍先頭部隊越過第二座大雪山——夢筆山，到達馬爾康的卓克基。
7月1日 張國燾參加兩河口會議后，返回紅四方面軍總部雜谷腦(今理縣)，借口組織問題沒有解決，延宕部隊行動，并挑撥一、四方面軍關系，對中央慰問團實行封鎖。是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統(tǒng)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7月2日 中央紅軍翻越第三座大雷山——長板山。
7月2日 紅二十五軍在定家溝口全殲楊虎城警一旅。斃傷敵軍三百余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繳槍千余枝。
7月6日 中央紅軍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7月7日 中央紅軍翻越第五座大雪山——拖羅崗（又名倉德山）。
7月9日 張國燾以“川陜省委”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改組紅軍總司令部，要陳昌浩任紅軍總政委。
7月10日 紅一、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到達毛爾蓋，守敵胡宗南部一個營被繳械，紅軍俘敵三百余，繳獲輕重機槍三十六挺、電臺一部。
7月18日 在張國燾策動下，陳昌浩提出“集中軍事領導”，否則“無法順利滅敵”，提出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指揮。
7月18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加強一、四方面軍團結(jié)，共同北上，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
7月中旬 紅二十五軍北出終南山，轉(zhuǎn)到外線作戰(zhàn)，前鋒直達西安南面之王曲、杜曲、引駕回、子午鎮(zhèn)一帶，西安為之震動。在子午鎮(zhèn)鄂豫陜省委從《大公報》上得悉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師，并繼續(xù)北上。省委在子午鎮(zhèn)以西的佛坪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二十五軍當前行動方針是積極配合主力紅軍北上，牽制敵人。會議決定在陜南留下部分紅軍，由鄭位三(陜南特委書記)、陳先瑞領導，華持鄂豫陜游擊根據(jù)地，紅二十五軍主力西征，向甘南挺進，以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軍北上。
7月中旬 自5月上旬以來，至7月中旬，陜北紅軍在劉志丹等指揮下，以陜北根據(jù)地為依托，先后攻占延長、延川、簽定、安塞、靖邊、保安(今志丹)等六座縣城，殲敵五千才人，至此勝利地粉碎丁敵人的第二次“圍剿”，打通陜北和陜甘邊兩蘇區(qū)的聯(lián)系。陜北主力紅軍擴大到五千人，游擊隊發(fā)展到四千人，根據(jù)地面積約三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九十多萬。
7月21日 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會議，與張國燾會商組織問題，對張國燾反對北上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斗爭，希望他改正錯誤，共同北上。幾經(jīng)曲折，張國燾最后同意紅四方面軍主力向毛兒蓋集中。是日，中央軍委決定以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豁為紅軍前放總指揮部，徐向前任總指揮(兼)，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兼)，葉劍英任參謀長；另將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五、九軍團依次改稱第一、三、五、三十二軍；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九、三個、三十一、三十三軍的番號不變。
7月25日 共產(chǎn)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批準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團提出酌關于在中國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廣泛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
7月26日，皮克在共產(chǎn)國際“七大”上作《關于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工作》報告，肯定了中國紅軍的長征，說中國紅軍雖然“不得不離開江西原中央蘇區(qū)，但是，它卻粉碎了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軍閥企圖圍殲中國紅軍的計劃”。“中國紅軍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轉(zhuǎn)移，這對以表明蘇維埃中國進一步發(fā)展的廣闊前景”。
8月1日 中國共產(chǎn)黨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方針，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的名義，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lián)軍的政治主張，號召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yè)而奮斗。《八一宣言》最早刊載于1935年10月1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國報》第十期上。
8月1日 紅二十五軍到達陜甘交界的鳳縣雙石鋪，殲滅敵軍四個連，俘敵少將參議。接著，紅二十五軍進攻天水，因敵增援。乃轉(zhuǎn)向鳳凰山、沿河鎮(zhèn)，強渡渭水，打下秦安，挺進通渭，威逼靜寧，進抵靜寧城北五十里之興隆鎮(zhèn)。紅二十五軍轉(zhuǎn)戰(zhàn)甘南，但得不到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軍確切消息，于是鄂豫陜省委在興隆鎮(zhèn)決定去陜北，會合劉志丹領導的陜北紅軍。
8月3日 由于張國燾拖延北上時間，《松潘戰(zhàn)役計劃》不能實施。鑒于敵已形成對紅軍南北夾擊的態(tài)勢，企圖圍困和消滅紅軍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區(qū)。紅軍不得不改變松潘戰(zhàn)役計劃，改向夏河流域前進。是日，中央軍委制定《夏洮戰(zhàn)役計劃》，指出松潘戰(zhàn)役已失時機，“現(xiàn)特改為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以期于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地域發(fā)展之局勢”。
8月5日至6日 中共中央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持。參加沙窩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鐘、凱豐、鄧發(fā)等。
會議討論由于松潘戰(zhàn)役計劃未能實施所造成的局勢和當前任務。5日，政治局草擬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6日會議通過了這個決議。決議分析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指出“一、四方面軍兩大主力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功在西北極大勝利的前途”；決議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決議的正確性，指出“創(chuàng)造川陜甘的蘇區(qū)根據(jù)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面前的歷史任務”；決議強調(diào)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兄弟團結(jié)，決議號召黨和紅軍，與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zhàn)斗”，對創(chuàng)造新根據(jù)地缺乏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
8月15日 沙窩會議后，中央軍委為貫徹《夏洮戰(zhàn)役計劃》，北出夏河、洮河流域，決定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組成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右路軍由一方面軍之一、三軍(即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以及中央軍委縱隊一部及新成立的紅軍大學組成，有路軍由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指揮，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右路軍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jié)、過草地，向班佑、巴西開進；左路軍由一方面軍之五、二十二軍(即五、九軍團)和四方面軍之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以及中央軍委縱隊一部組成，由紅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指揮。左路軍以卓克基為中心集結(jié)，向阿壩地區(qū)開進。并且決定左路軍到達阿壩后，東進到班佑、巴西地區(qū)同右路軍靠攏，而后齊頭并進，向甘南前進。是日，左路軍從卓克基出發(fā)，向阿壩地區(qū)開進。
8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博古、陳昌浩、徐向前、凱豐、鄧發(fā)、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等。會議聽取了毛澤東關于夏洮戰(zhàn)役計劃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并決定立即組織實施夏洮戰(zhàn)役計劃。
8月21日 右路軍先頭部隊(由紅一方面軍的四團和紅四方面軍的二九四團組成)從毛兒蓋出發(fā)過草地，向班佑開進。26日到達班佑。
8月24日 胡宗南發(fā)現(xiàn)紅軍過草地北上，電令所部第四十九師由漳臘向包座疾進，在包座河一線堵?lián)艏t軍東進北上。
8月29日至31日 紅軍右路軍第三十。軍于29日發(fā)起包座戰(zhàn)斗，全殲堵?lián)艏t軍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攻占上下包座，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戶。
8月底 紅軍右路軍全部過草地，到達班佑、巴西、阿西地區(qū)。
9月1日 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為促左路軍北上電張國燾，并提出集中主力向東北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去的計劃。
9月3日 左路軍先頭部隊五軍進抵墨洼附近。張國燾借口墨曲河(一說噶曲河)水漲和草地不易通過，強令部隊返回阿壩，并致電中共中央提出要右路軍“回擊松潘敵，左路軍備糧后亦向松潘進”的主張。
9月8日 右路軍徐向前、陳昌浩電張國燾，提出“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的意見。
9月9日 張國燾為改變北上方針，提出南進主張，致電中共中央，鼓吹南下川康邊之天全、蘆山、丹巴、懋功、甘孜、道孚等地的退卻逃跑計劃，說“丹巴、甘孜、道孚、天、蘆均優(yōu)于洮、夏，邛、大更好”，說南下“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
同日，中共中央電張國燾：南下“中央認為是完全不適宜的。中央懇切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側(cè)敵情、地形、居民、給養(yǎng)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huán)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
9月9日 張國燾密電原四方面軍領導人，企圖以武力要挾黨中央南返。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發(fā)現(xiàn)這份密電后，立即送達毛澤東手中。
中共中央在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即一、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脫離危險區(qū)域，是日夜半從巴西出發(fā)，次日晨到達阿西，繼續(xù)北上。
9月10日 中共中央發(fā)出《為執(zhí)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我們應該根據(jù)黨中央正確戰(zhàn)略方針繼續(xù)北上”，“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絕路”。
9月11日 中共中央為貫徹北上既定方針，再次電令張國燾“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tǒng)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并已令一、三軍團在羅達、俄界集中”。
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肅省迭部縣境)召開擴大會議。出席俄界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凱豐、劉少奇、鄧發(fā)、彭德懷、葉劍英、林伯渠、車維漢、楊尚昆等二十一人。會上，毛澤東作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后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根據(jù)這個報告，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張國燾與中央的爭論，“其實質(zhì)是由于對于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
俄界會議《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只發(fā)至中央委員一級，未向全黨公布。
關于北上紅軍的戰(zhàn)略行動方向，俄界會議鑒于一、四方面軍已分開，北上紅軍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乃一致同意毛澤東提出的行動方針，決定改變川陜甘計劃，經(jīng)過陜北、甘東北，以游擊戰(zhàn)爭“打通國際聯(lián)系”，“首先在蘇聯(lián)邊界，創(chuàng)造一個根據(jù)地，來向東發(fā)展”。
俄界會議采納了彭德懷的建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支隊。陜甘支隊以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
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陜甘支隊七八千人，離開俄界，沿白龍江右岸，通過棧道，向岷山要隘臘子口前進。14日到達麻牙寺。
9月12日 張國燾電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團首長，電稱“一、三軍團單獨東出，將成為無止境的逃跑，將來真會悔之無及”。又說“不拖死也會凍死”。要一、三軍團“速歸來”，一同南下，說什么“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該省終是我們的根據(jù)地”。
同日，張國燾電令右路軍第四軍、三十軍南返。14日，四軍、三十軍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線過草地南下。19日前后，到達毛兒蓋地區(qū)。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電張國燾，說明率軍北上只是為著實現(xiàn)領導全國抗日的戰(zhàn)略方針，并企圖以自己的艱苦奮斗，為左路軍及右路軍之四軍、三十軍開辟道路，以利他們北上。中央仍希望張國燾改正錯誤，率軍北上。
9月15日 張國燾在阿壩召開“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并作出決議，行指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為“機會主義”和“右傾逃跑”，而把南下說成是“進攻路線”，并揚言對“經(jīng)過斗爭和教育仍不轉(zhuǎn)變的分子”要給予“紀律制裁”。會上，張國燾策動一些人以突然襲擊方式，威逼朱德、劉伯承接受南下退卻的主張，反對中央北上的方針。朱德、劉伯承臨大節(jié)而不辱，據(jù)理駁斥，堅持北上。
是日，張國燾發(fā)布《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提出“目前的戰(zhàn)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大舉向南進攻，消滅川敵殘部”，“首先赤化四川”。17日，又發(fā)布南下命令。
9月17日 紅軍陜甘支隊攻占天險臘子口，擊潰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魯大昌部三個團。
9月18日 紅二十五軍于16日到達陜北蘇區(qū)延長縣永坪鎮(zhèn)，與陜北紅軍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會師。
9月20日 紅軍陜甘支隊到達甘肅眠縣的哈達鋪。21日至22日，在哈達鋪休息整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一份國民黨山西日報上獲悉閻錫山部隊進攻陜北紅軍劉志丹部的消息，于是決定去陜北蘇區(qū)。22日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宣布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會臺劉志丹的紅軍。同時正式宣布組成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支隊。支隊下轄三個縱隊；原紅一軍團統(tǒng)為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原紅三軍團編為第二縱隊，縱隊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李富春；原軍委縱隊編為第三縱隊，縱隊長葉劍英，政治委員鄧發(fā)。全支隊共約七干多人。23日，陜甘支隊從哈達鋪出發(fā)，繼續(xù)北上。
9月26日 紅軍陜甘支隊自隴南武山縣之鴛鴦鋪出發(fā)，以急行軍通過渭水封鎖線，占領通渭鎮(zhèn)。27日，紅軍先頭部隊急襲通渭，占領通渭城。27日，陜甘支隊主力在榜羅鎮(zhèn)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羅鎮(zhèn)召開會議，政治局常委參加。會議討論了北方形勢和當前任務，正式?jīng)Q定去陜北，以陜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接著召開全支隊軍政干部會議，毛澤東作報告，解釋北上抗日的意義，提出要迅速到達陜北集中。賈拓夫(到瑞金出席“二蘇”大會的陜北蘇區(qū)代表、后隨中央紅軍長征)介紹了陜北蘇區(qū)和劉志丹的情況。在榜羅鎮(zhèn)，部隊檢查了群眾紀律，進行了去陜北的政治動員和物質(zhì)準備。
9月26日 蔣介石決定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以張學良為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并任朱紹良為所屬之第一路總司令，于學忠為第二路總司令，楊虎城為第二路總司令，馬鴻逵為第一邊防區(qū)司令，馬麟為第二邊防區(qū)司令。爾后，蔣介石又安排晏道剛和曾擴情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和政訓處長，以監(jiān)視張學良。張學良在就職后，即率東北軍主力及陜、甘、寧、晉、綏等地方軍計十萬人，向陜北和陜甘蘇區(qū)發(fā)動第三次“圍剿”。
9月30日 紅二、六軍團于29日致電周恩來，尋找中央軍委，是日與紅四方田軍溝通電訊聯(lián)絡。此后，張國燾即以紅軍總司令部名義，與二、六軍團聯(lián)絡。
9月底 陜甘邊和陜北蘇區(qū)加緊“肅反”、逮捕劉志丹等一大批創(chuàng)造紅軍和蘇區(qū)的干部，造成陜北競與蘇區(qū)約嚴重危機。
10月5日 張國燾在川康邊境的卓木碉(今四川馬爾康縣境)另立偽中央，成立所謂“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并自封“主席”。作出所謂組織決議，要求取消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為核心的中共中央。
10月19日 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革命根據(jù)地吳起鎮(zhèn)(今吳旗縣城)。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歷時一年，縱棧十一個省(閩、贛、粵、湘、桂、黔、滇、川、康、甘、陜)，行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宣告結(jié)束。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zhèn)舉行會議，再次討論政治局在榜羅鎮(zhèn)提出的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陜北的問題，正式作出保衛(wèi)與擴大陜北根據(jù)地(包括陜甘邊根據(jù)地)和在這個根據(jù)地領導全國革命斗爭的決定。陜甘支隊在吳起鎮(zhèn)休整七日，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整頓。（《長征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