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1日，以色列外交部長的沙龍（右）在美國馬里蘭州懷伊種植園出席中東和談時與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會面時的情景。 新華社發

在既古老又年輕的以色列，沙龍是個極富爭議性的政治軍事人物，不論是在他的猶太同胞、阿拉伯敵人，或中東以外的國際人士中，有關他的評價都趨于兩極。

有人極度推崇他的軍事天才，將他稱為“戰場之鷹”、“以色列的保護神”。他是以色列特種部隊和傘兵的元老，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他作為師長，用一場閃電戰巧奪埃及西奈半島的“鋼鐵陣地”阿基拉赫，為以色列在這場大戰中僅用6天便取得完勝開了個好頭。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在“贖罪日”搶得先手，以色列巴列夫防線被埃軍突破，戰場形勢極為被動，他在美國衛星情報幫助下，從埃及第二、第三兩軍結合部巧妙穿插，偷渡蘇伊士運河，截斷埃及第三軍退路，迫使埃及媾和，不僅令以色列在戰爭中反敗為勝，還從此徹底扭轉了以色列在以阿歷次戰爭中總是南北同時受敵的被動局面。1982年，已當了國防部長的他策劃了號稱“第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的黎巴嫩戰爭，在貝卡谷地之戰中重創敘利亞防空導彈部隊，更基本解決了巴解武裝騷擾以色列邊境的老大難問題。但也有人認為，和達揚、拉賓等同時代以色列名將相比，沙龍曾打過不少敗仗，如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的米特拉關口慘敗，就一度令以色列處于戰略被動地位。他在晚年決策從加沙、南黎巴嫩撤軍，更被一些強硬派認定為“敗筆”，認為今日真主黨、哈馬斯之猖獗，沙龍難辭其咎，甚至有人譏諷他是“偶像派戰神”、“出色的戰術家和蹩腳的戰略家”。

有人對他的政治頭腦、魄力十分欽佩，指出他既敢頂住美國壓力，堅持在被占領土建設猶太人定居點，又敢順應時勢，頂住國內定居者和保守派壓力，推倒親手建造的定居點；既能不顧國際社會和人權組織的口誅筆伐，在黎巴嫩難民營和約旦居民點大開殺戒，又能頂住昔日政治盟友的責難，堅持對被占領土的單方面撤軍，推動“以領土換和平”的和談努力。但也有人認為，他早期的窮兵黷武令以色列公眾形象受損，后期的綏靖妥協則讓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中的極端分子坐大，。甚至有人諷刺他“不過是美國想讓硬就硬，想讓軟就軟罷了”。

有人對他的敢于“抗上”和立異十分贊賞，認為倘非他在1973年力排眾議，以色列或許已經遭遇滅頂之災；倘非他在出任總理后從右派立場上反戈一擊，今天雖一晃三搖、卻總算勉強維持的巴以共存局面，恐怕根本不會出現，如今飽受詬病的“冷和平”，或許會被代之以更血腥的“熱對抗”。但也有人對此不以為然，指出他在軍事上、政治上往往過于魯莽，如1973年的偷渡蘇伊士運河固然大膽，卻多虧了兩個友鄰師的無私掩護，可他大功告成后卻獨享歡呼。2000年9月明知此舉如捅馬蜂窩，卻執意參觀敏感的阿克薩清真寺，結果導致巴勒斯坦人持續高漲的“大起義”。至于他早期針對約旦基布亞村的屠村，和黎巴嫩戰爭中一手策劃薩布拉-夏蒂拉難民營屠殺，則更讓整個以色列為他的魯莽背上黑鍋。

時勢造英雄，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都不應脫離其生存環境。近代猶太人飽受歧視痛苦，渴望家園，對土地有執著的摯愛，對周圍環境有本能的不安全感，時刻準備投入戰爭。對于顛沛流離數千年后重返故地的猶太人而言，置身于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中，不論戰與不戰都危機四伏，百戰百勝也不能換來安寧，一戰而敗便可能亡國滅種。在這種情況下，“安全”、“戰爭”、“生存”就成為每個以色列政治家、軍人和平民不得不朝思暮想的嚴肅話題。

對于出生于東歐狂熱猶太復國主義移民家庭、年輕時便投身軍旅的沙龍而言，戰爭、和平和安全自然也成為其生命中永恒的主題，他的堅持或改變，始終圍繞著“以色列的生存”這個主題展開，早年的強硬和好戰，是認定“猶太人退讓不得”，一旦退讓，就可能死無葬身之地。晚年的改弦更張，則是領悟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人口、出生率差距懸殊，地緣政治形勢惡劣，一味用武力和定居點追求安全縱深，其結果只能適得其反，繼續維持代價高昂的被占領土統治和猶太定居點，并不符合以色列的生存利益。

正因如此，“戰神”沙龍的最后一戰，對手是自己昔日的保守派盟友、甚至自己一貫的強硬派信念，他離開原本的政黨——右翼利庫德集團，另組中間派的團結黨，力排眾議從加沙和南黎巴嫩撤軍，開始拆除被占領土上的猶太人定居點。年逾古稀的他，事實上將自己、將以色列人自建國伊始便堅持的國家安全、民族生存傳統理念，當成了自己最后一戰的對手。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長達八年的中風，讓他的最后一戰剛吹響號角便戛然而止，此后巴以之間、巴勒斯坦內部，乃至黎巴嫩、敘利亞和整個中東，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政治變局。而這一切，都不是僵臥病床、喪失神智八年的沙龍所能、所應負責的了。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之戰仍會繼續，不過逝者已矣，對于八年后終于解脫的沙龍而言，他的戰爭總算打完了。

（來源：中國日報網 中國日報網特約評論員 陶短房 編輯：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