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捍衛定居點的最強硬的鷹派領袖，到現在下令放棄加沙的以色列最高決策者，沙龍的轉變不可謂不大

　　定居者死死拽著身后的欄桿，叫喊著“叛徒”、“納粹”，聲嘶力竭；被斥責的以色列軍警則努力將他們的手掰開，拉拽著將定居者拖走……在8月中旬的一周里，全世界從電視畫面上目睹了以色列定居者和加沙的生死別離。

　　這一切，始作俑于以色列總理沙龍的“脫離接觸計劃”。

　　而在31年前的約旦河西岸，剛脫下軍裝的“鐵血將軍”沙龍和這些定居者一樣，也曾以自己“血肉之軀”擋在推土機面前，阻止拉賓政府拆除非法定居點的行動。最終，沙龍在汗水和淚水中被軍警拖走。

　　難怪反對者說：“沙龍曾經是擴大定居點的強烈支持者，如今，他背叛了定居者。”而且，他甚至比他的任何一個前任走得更遠——即使是最溫和的拉賓、佩雷斯政府，當年都不敢這么大規模地拆除定居點。那么，沙龍在定居點問題上的大逆轉，其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玄機呢？

　　“以色列之王”

　　沙龍的此次轉變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源于長久以來他被認為是一個不妥協的強硬派人士。而所謂“3歲定80”，沙龍的強硬作風在他的童年時代就初露端倪。

　　沙龍1928年出生于特拉維夫附近沙龍地區的一個農村。原名阿里埃勒·沙因諾曼，后因所住地名為沙龍，改姓“沙龍”。沙龍的父母沙廖爾和維拉原籍俄羅斯，都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信奉武力。1922年他們懷著對“應許之地”的情感，加入當時世界各地猶太人涌入巴勒斯坦的移民浪潮，定居巴勒斯坦，從事農業。懷著強烈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情愫，父親沙廖爾在從事農耕的同時還建立了一個準軍事組織“加德納”，隨時對抗阿拉伯人排猶活動。

　　父親獨特的性格和處事方式對沙龍影響極大，14歲那年，他就參加了“加德納”組織，在與阿拉伯人的頻繁械斗中練就了一身膽量。就在這一時期，他成為猶太人地下武裝組織“哈加納”的成員之一。1945年，沙龍作為未來猶太軍隊軍官的培育對象，開始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

　　1948年5月14日，根據聯合國224號決議，以色列國宣告成立。不到24小時之后，由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國家組成的阿拉伯聯軍向以色列發動了進攻，剛剛正式組建的以色列國防軍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戰斗，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在此后的34年里，伴隨著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戰爭的一次次爆發，沙龍在戰場上一步步脫穎而出，由士兵而班長直至當上國防部長，最終被稱為“以色列之王”。

　　1948年5月5日，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時，沙龍只不過是位名不見經傳的排長，在一次阿以交戰中，阿拉伯聯軍抓住了兩名以色列士兵，以軍司令官——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摩西·達揚決定抓幾個阿拉伯聯軍士兵，以便交換以軍士兵，但參謀們為制定各種營救方案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火暴性格的沙龍對后方的扯皮深惡痛絕，徑自帶了幾個士兵，駕著吉普車，冒著阿拉伯聯軍的槍林彈雨沖過停火線，穿上阿拉伯的長袍，偽裝成約旦的農民，智擒幾名阿拉伯士兵。一小時后，達揚的桌上留有沙龍的紙條：“摩西，俘虜在地下室”。沙龍的突襲成功令達揚震驚不已。

　　在以后的戰斗里，沙龍的勇猛善戰感動了以色列的將士，他們在坦克的炮塔上用白漆寫上“沙龍，以色列之王”，沙龍以戰功贏得了以色列人的普遍崇拜和尊重。

　　“貝魯特屠夫”

　　然而，與沙龍的赫赫戰功相伴隨的，是他嗜戰成性、動輒訴諸武力的作風的一次次暴露，他因此成了一個毀譽參半、極富爭議的人。

　　1982年15月，在沙龍的極力主張下，以色列大舉入侵黎巴嫩。在此之前，沙龍親自秘密訪問貝魯特，帶著保衛人員走遍貝魯特的大街小巷，對每一條街道、每個重要的建筑物都作了仔細的觀察。“第五次中東戰爭”爆發后，沙龍在當時的內閣會議上表示，以軍只向黎境內推進40公里，但實際上以軍包圍貝魯特時，已向黎境內推進了90多公里。黎巴嫩戰爭進行還不到一個月，以軍陣亡的人數已達數百人。以國內一些和平人士開始呼吁沙龍立即辭職。1982年9月，在以軍的默許下，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組織進入貝魯特附近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屠殺了1500名巴難民。這一慘案震驚了世界。許多人認為，他希望有朝一日成為總理的夢想早已被他力主入侵黎巴嫩而永遠地埋葬了。然而，沙龍多年的顧問、烏里·丹卻說，那些不想看到沙龍擔任參謀長的人，看到他當國防部長；而現在，我要說，那些不想讓他當國防部長的人，將不得不接受他有一天當總理的事實。

　　這句話在2001年2月變成了現實：沙龍以利庫德集團領導人身份參加了以色列總理競選并獲勝了。對沙龍的上臺，巴勒斯坦談判代表埃雷卡特說：“對于中東地區任何一位阿拉伯人、任何一位穆斯林來說，這只意味著一件事，那就是以色列通往和平的大門關上了。”

　　果然，在很長時間里，對于中東和平進程，沙龍一直堅持“以和平換和平”的立場，反對“以土地換和平”的立場。在戰場上多次與阿拉伯國家交手的沙龍眼中，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對以色列的安全構成了威脅。他堅決反對“在以色列領土上建立一個自治的巴勒斯坦國家”。沙龍對盡可能多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心，他認為，如果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安置200萬以上的猶太定居者，以色列才能夠獲得足夠的安全保障。

　　沙龍一向以自己從未與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握過手為“榮”，并且在接受美國《紐約客》雜志采訪時公然斥罵阿拉法特為“騙子和劊子手”。

　　他終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沙龍的傳記作者烏齊·本齊曼說：“沙龍首先是一個非凡的機會主義者。他從一種立場轉向另一種立場、從一個黨轉向另一個黨毫不奇怪。這種傾向使得他可以對他的觀點進行適時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這句話，或許可以為沙龍的突然轉變提供注腳。

　　加沙，360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曾出現人類最早的用火遺址，《圣經》中22次提到此地。在解釋以色列為何要撤離加沙時，沙龍就回答：“我們不能永遠控制加沙，那里有超過100萬名巴勒斯坦人，每過一代人口將增加一倍。他們住在擁擠不堪的難民營里，感到貧困與絕望，他們在仇恨情緒高漲的溫床上，覺得地平線上沒有任何希望。”

　　實際情況是，加沙被巴勒斯坦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監獄”。在“監獄”中擔任“獄警”的，是以色列猶太定居者和軍隊。定居者占據了加沙水資源最豐富、土地最肥沃的三分之一土地。定居點這邊，鮮花盛開，設施俱全；定居點那邊，骯臟不堪，青年大半無所事事。在加沙，21個定居點，8000余人，卻需要至少1萬名以色列士兵保衛。有些深入巴勒斯坦人中間的定居點，甚至就是1個定居者生活，10個以色列士兵保衛。被占38年的加沙，現在早已成了以色列的“雞肋”。

　　而加沙地帶的人口結構，也是以色列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目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口有130萬，而猶太人口只有大約9000人。據估計，大約10年之后，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口將達到520萬。以色列擔心的是，如果巴以雙方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達成最終的和平解決方案，那么加沙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就有可能放棄獨立建國的目標，改而要求以公民的身份在以色列擁有平等的選舉權，對以色列的前途來說，這種狀況將產生轉折性的影響。

　　但沙龍的這番苦心，顯然并沒有被其他右翼人士所理解：財政部長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已經辭職，而民間的反對聲浪依然沒有平息。撤離加沙是當年工黨主席米茨納的政綱，但最終由利庫德主席沙龍來落實，這可能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但對執行者沙龍來說，歷史會給他安排什么樣的命運呢？殊難預料。（編輯：吳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