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好斗阿里爾·沙龍1928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維夫10英里外沙龍山谷的卡法爾·馬拉爾“莫沙夫”的一個猶太農民家庭，這是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的最早的“莫沙夫”（猶太人建立的一種以私人租地耕作制基礎上的農業合作社）之一。沙龍家原姓施恩內曼，后來才改以家庭所在地的沙龍山谷為姓氏。

　　沙龍自幼便十分好斗

　　1942年，年僅14歲的沙龍加入了猶太青年準軍事組織“加德納”（GADNA）。在特拉維夫高中求學期間，沙龍主修了農業、政治和軍事等科目，就在這一時期，他成為猶太人地下武裝組織“哈加納”（HAGGANAH）的成員之一。1945年，沙龍作為未來猶太軍隊軍官的培育對象，開始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1947年，沙龍成為“哈加納”組織的教導員，負責猶太定居點和集體農莊的安全保衛工作。

　　在戰爭中“成長”

　　1948年5月14日，根據聯合國1947年11月29日通過的有關決議，英國對巴勒斯坦地區的委任統治宣告結束，以色列國宣告成立。不到24小時之后，由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國家組成的阿拉伯聯軍向以色列國發動了進攻，剛剛正式組建的以色列國防軍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戰斗，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開戰之初，沙龍即被提升為以色列國防軍“亞歷山德羅尼旅”的排級指揮官。在戰爭中，沙龍顯示出了其過人的軍事才能。

　　1949年，沙龍轉入以色列國防軍的軍事情報部門工作，在以色列北部地區負責搜集活躍于敘利亞和黎巴嫩境內的阿拉伯游擊隊的情報。1952年至1953年期間，耶路撒冷地區的猶太人定居點經常遭受到來自約旦境內的阿拉伯游擊隊的襲擊，沙龍負責指揮以軍突擊隊進入約旦境內采取報復性軍事行動。在此基礎上，沙龍負責組建了以軍第101特別突擊隊。與此同時，沙龍進入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主修中東史和遠東史。

　　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即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作戰驍勇的沙龍指揮以軍傘兵部隊攻占了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米拉通道，為以軍最終占領西奈半島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由于他在戰爭期間屢次違反軍令，使得以軍領導層對他大為反感，以致連續好幾年他都無法升遷。

　　1957年，自覺在以軍中人緣不佳的沙龍遠赴英倫“換換環境”，在英格蘭的坎伯雷軍事學院主攻軍事理論。1958年沙龍回到以色列，被任命為一個陸軍旅的旅長，同時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直到1962年畢業。1962年，沙龍終于升遷，被授予陸軍準將軍銜，同時被任命為一個裝甲旅的旅長。1964年，沙龍升任以色列國防軍北部軍區參謀長。1966年，沙龍被任命為以色列國防軍作訓部隊司令。1967年，沙龍軍銜升為少將。同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爆發，沙龍指揮以軍再次奪回西奈半島上米拉通道的控制權，并乘勝攻占了蘇伊士運河走廊。1969年，沙龍出任以色列國防軍北部軍區司令。

　　由于自知在以軍中人緣不佳，沙龍感到自己最終被任命為以軍總參謀長的機會不大，不禁有些灰心喪氣，于1972年6月申請退伍。但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即贖罪日戰爭）爆發后，好戰的沙龍忍不住再次披掛上陣，在西奈半島前線指揮以軍作戰。在這次戰爭中，沙龍指揮2.7萬名以軍士兵跨過蘇伊士運河攻入了埃及境內，遏止了以軍被動挨打的局面，一舉扭轉了戰局，為他的軍旅生涯畫上了一個尚算圓滿的句號。贖罪日戰爭結束后，沙龍終于脫下了軍裝，開始轉入政界發展。

　　進入政界仍好斗

　　1973年至1974年間，在利庫德集團的支持下，沙龍當選為以色列議會“克奈塞特”議員。1974年12月，沙龍辭去議員之職，并退出利庫德集團，出任以色列預備役部隊司令，半年后又被以色列前總理拉賓任命為其高級安全顧問。1976年，沙龍組建“和平錫安黨”，并在大選中贏得了兩個席位，但這個小黨不久之后即自行解體。1977年至1981年期間，沙龍再次當選以色列議會議員，并正式加入了利庫德集團。在此期間，沙龍被以色列前總理貝京任命為農業部長，并出任移民安置委員會主席，他策劃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大量修建猶太人定居點，使得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猶太人定居點的數量很快翻了一番，沙龍此舉的目的是試圖阻斷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巴勒斯坦自治領土之間的聯系，使巴勒斯坦難以存活。

　　1981年，沙龍又開始被第2個總理任期的貝京任命為國防部長。1982年，多年來難改好戰脾氣的沙龍采取冒險行動，出兵黎巴嫩，打算將黎巴嫩境內的所有巴勒斯坦難民趕入約旦境內，結果導致了當年9月黎巴嫩境內薩布拉和查蒂拉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大規模屠殺慘案的發生，數以百計的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倒在了以色列士兵的槍口下，使得以色列政府遭到國際社會的同聲譴責。1983年，以色列議會調查委員會經過調查，認為身為國防部長的沙龍對這兩起巴勒斯坦難民營屠殺事件負有直接責任，沙龍因此被迫引咎辭職，調任不管部長。

　　1984年至1990年以色列工黨和利庫德集團聯合政府執政期間，沙龍被時任以色列總理的工黨領導人西蒙·佩雷斯任命為工業和貿易部長，但由于他反對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沙米爾推進中東和平進程的政策，于1990年沙米爾出任以色列總理后辭去了工業和貿易部長之職，并于同年改任建設和住宅部長。在1990年至1992年任建筑和住宅部長期間，沙龍想方設法在約旦河西岸大興土木修建猶太人定居點，以安置前蘇聯解體后大量涌入以色列的前蘇聯猶太移民。

　　1992年6月，利庫德集團在大選中敗北，拉賓領導的工黨政府重新上臺執政，沙龍及其所屬的利庫德集團轉為在野。1996年，利庫德集團在大選中再次獲勝，作為利庫德集團“新生力量”的杰雅明·內塔尼亞胡戰勝了工黨資深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出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上臺后為身為利庫德集團元老的沙龍度身定制了“基礎設施部長”的職位，并于1998年10月9日任命沙龍為外交部長。1999年5月17日利庫德集團在大選中再次敗北，內塔尼亞胡敗于巴拉克手下后辭去了利庫德集團領導人的職位，同年9月2日沙龍被選為利庫德集團新任領導人。

　　獨特的性格：得寸進尺

　　一些以色列政治評論家認為，縱觀沙龍的軍事生涯和政治生涯，沙龍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得寸進尺。巴拉克上臺后大刀闊斧采取了一些措施推進中東和平進程和以巴和平進程，這使得沙龍極為不安，在以色列議會和媒體上想方設法予以阻撓和破壞。2000年9月28日，沙龍破壞以巴和平進程的行動發揮到了極致——在保鏢的護衛下強行訪問被巴勒斯坦人視為“尊貴禁地”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區，從而引發了最新一輪持續數月仍無終止跡象的以巴流血沖突，導致將近400人死于非命。

　　對于中東和平進程，沙龍一直堅持“以和平換和平”的立場，反對“以土地換和平”的立場。在戰場上多次與阿拉伯國家交手的沙龍眼中，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對以色列的安全構成了威脅。他堅決反對“在以色列領土上建立一個自治的巴勒斯坦國家”。沙龍對盡可能多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心，他認為，如果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安置200萬以上的猶太定居者，以色列才能夠獲得足夠的安全保障。沙龍一向以自己從未與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握過手為“榮”，并且在接受美國《紐約客》雜志采訪時公然斥罵阿拉法特為“騙子和劊子手”。

　　態度漸向務實轉化

　　不過，以巴奧斯陸和平協議簽署后，沙龍還是采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承認自己“無法改變歷史”，接受巴勒斯坦終將建國的現實。為了盡可能贏得以色列民眾的支持，沙龍一再強調他是希望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平相處”的。至于巴拉克政府在以巴和談中始終未能取得進展，沙龍認為這都是因為巴拉克“讓步太多”，以至于巴勒斯坦人“胃口被吊得太高”。沙龍堅決反對巴拉克打算將約旦河西岸95％的土地以及幾乎整個加沙地帶的土地移交巴勒斯坦的計劃，聲稱他上臺后絕不會再向巴勒斯坦人出讓一寸土地。

　　沙龍一直對美國熱心于插手巴以和平進程感到懷疑，認為美國的如意算盤就是迫使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邊線。沙龍還對美國過多地干涉以色列國內事務感到反感，調侃說美國人不要太將以色列人當做“自家人”了，并呼吁以色列人在美國人面前不要“像要飯的那樣低三下四”，反對以色列經濟過于依賴于美國的援助，主張以色列經濟盡可能獨立自主地發展壯大。沙龍對美國的敵視態度，使得美國歷屆政府以及大多數的美國政界人士，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對沙龍難以心存好感。1983年沙龍因為出兵黎巴嫩惹是生非而被迫辭去國防部長之職時，美國政府不少官員甚至是拍手稱快。1991年5月沙龍訪問美國時，美國政府官員甚至拒絕在白宮會見沙龍，使得沙龍大丟臉面。但有趣的是，對美國政壇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的富有的猶太人集團，卻是沙龍的鐵桿支持者。

　　對于沙龍的上臺，國際社會普遍對這位生性好斗、喜歡冒險的以色列“戰鷹”持不信任態度，許多關心中東和平進程的人士擔心沙龍上臺會對中東的緊張局勢火上澆油，其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將遠比他作為將軍、議員和部長帶來的后果更為嚴重。“對于中東地區任何一位阿拉伯人、任何一位穆斯林來說，這只意味著一件事，”巴勒斯坦談判代表埃雷卡特說，“那就是以色列通往和平的大門關上了。”（編輯：吳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