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9月14日，77歲的意大利傳奇記者兼作家奧里亞娜·法拉奇因病在家鄉意大利佛羅倫薩市區去世。盡管對她各界褒貶各異，但無可否認，她的獨特性格造就的傳奇永不再有。
對今天很多年輕讀者來說，奧瑞雅娜·法拉奇是個很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個名字卻與許多世界領袖人物聯系在一起，并因此受人仰慕。
出生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法拉奇是20世紀勇敢地向政治和權力挑戰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聲音之一。她的充滿道德和個性化的寫作為20世紀的新聞采訪與寫作創下了獨特且難以復制的風格。她激勵了世界各地的幾代新聞記者，更是許多女記者的榜樣和偶像。
獨一無二的采訪技巧和職業勇氣
盡管寫過幾部小說和回憶錄,但法拉奇仍是以一個不妥協的政治采訪者聞名于世的。一個美國記者形容她為“一個沒有哪個世界領袖人物會對她說‘不’的記者”。她為歐洲一流的報紙雜志獨家專訪了當時世界政治的幾乎所有權力者：包括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總理布托，還有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她無數次踏入對于女性而言是禁地的地方進行采訪，包括采訪伊朗前宗教領袖霍梅尼。
在采訪每一位政治領袖時，她從不為其權威所懾。相反，她以尖銳犀利的問題，甚至有時顯得無禮的問題讓對方無法逃避，不得不做出回答。她處處挑戰政治權威。在采訪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時，她拒絕戴面紗，而當戴面紗成為允許她采訪的條件時，她戴著面紗走進霍梅尼的辦公室，然后當著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紗。
法拉奇的勇氣和道德從來都贏得贊賞。但同時她的采訪技巧卻引來很大爭議.她經常刺激她的采訪對象吐露真言。越戰中，她采訪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采訪開始，法拉奇就挑戰基辛格：我們來談談戰爭吧。你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你是嗎?
正是這次采訪逼得基辛格承認越戰是一場無意義的戰爭，并把自己比作一個“孤獨地騎在馬上引領著一隊馬車的牛仔”。一生與媒體打交道、經驗老道的基辛格惟一失手，就是在法拉奇手里。基辛格后來回憶說，這次采訪是他一生中與媒體有過的獨一無二的災難性談話。
《紐約時報》一位書評專欄作家稱法拉奇的采訪技巧是“小說家的心理透視與一個機靈孩子的粗魯無禮的產物。”
而《紐約客》的作家對法拉奇的采訪技巧有一番最好的總結：法拉奇的采訪手法是故意的讓人不安。她接觸每一位采訪對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戰對方。同時她善于使用歐洲存在主義理念，經常以關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話題讓采訪對象放下警戒。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聞采訪這一行當的超群智慧。當然，生為一個嬌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幫助。長長的中分的直發，抑郁的藍灰色眼睛，長期煙熏的沙啞嗓音，以及說英語時的一口可愛的意大利口音，這一切讓法拉奇給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越戰期間，有時她會在攝影作品上出現。疲憊，頭頂鋼盔，帆布背包上有她手寫的留言：如果出事，請將我的遺體交給意大利大使。這些照片中，她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單薄和弱小。1968年，在墨西哥城采訪學生示威游行時她三處中彈。警察把傷員包圍在一幢居民樓上，學生們的第一沖動是保護她。一個男孩子把自己的毛衣給她來遮擋水管滴到她臉上的水滴。她弱小的身材與外貌經常讓人對她的勇敢和尖銳感到意外。
對于把她的采訪比作調查審問的說法，法拉奇給予否認。她認為自己僅僅是問了一些其他記者沒有勇氣問的問題。其他記者追求的是客觀,而她追求的是“正確”和“誠實”。
她承認自己不能夠，也從未做到過對所見所聞僅僅作一個冷酷的記錄者。她說，“在我每一段記者職業經歷里，我都留下我的心和靈魂。我對所見所聞的參與是個人的，對于這些事件我必須采取立場。”她對《時代》周刊記者Jordan Bonfante說，“每一個采訪都是我自己的一個肖像畫，是我的想法、氣質和耐性的混合物。所有這些導致了那些問題的提出。”
批評她的采訪風格的人指責她“不僅想做一個出色的采訪人，更想做一個救世天使。”法拉奇回應說，在記錄這些事件時，她不僅僅是一個記者，也是歷史學家。
寫的所有書都有死亡主題
法拉奇的記者生涯始于少年時代。1950年她開始為當地報紙作特約通訊員。從1967年開始，她成為戰地記者。先是在越南，后來是印巴之戰、中東戰爭，以及墨西哥學生運動等等。很多年里，她都擔任著名的政治雜志《L'Europeo》的特派通訊員，并為其他知名報紙和雜志撰稿。
《一個真正的人》是法拉奇寫作生涯的開始。盡管法拉奇稱這本書是一部小說，但它講述的卻是帕納古利斯38年短暫一生的真實故事。
1967年，希臘抵抗運動領袖帕納古利斯試圖暗殺希臘軍政府的獨裁者喬治奧斯·帕帕多普洛斯。由于暗殺計劃暴露，帕納古利斯被捕入獄，受盡酷刑但拒絕投降，幾次三番越獄未遂后，被施以更殘酷的折磨。直到1973年他才因軍政府對政治犯的一次大赦而獲釋出獄。出獄后兩天，法拉奇采訪了他，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這次采訪導致了一段曠世戀情。
1976年，帕納古利斯在一次意外的車禍中喪生，帶給法拉奇巨大的悲痛。他死后幾個月，法拉奇開始寫書。1979年，《一個真正的人》出版。
好萊塢多次試圖把關于帕納古利斯的《一個真正的人》改編成電影。法拉奇拒絕了。
接下來的幾年里，法拉奇寫了另外兩部關于越戰和反對墮胎的書。
法拉奇表示自己寫書從來都是為了講有意義的故事，而不是為了錢。“我永遠不會為錢寫作。”她坦承自己的寫作動機是強烈的情感，心理上的、政治上甚或知識上的強烈情感，而不是任何別的。她說，“比如關于越戰的書，對我來講，它其實不是關于越戰的，而是關于戰爭本身(我一直感興趣戰爭的無意義、愚蠢和殘酷)；關于墮胎的書《給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是源于我自己失去的一個孩子。而《一個真正的人》的寫作是源于我的伴侶的去世以及他所帶來的悲痛。但是，人們應該注意到，我所有的書都有一個死亡主題。我主要的三本書都是講死亡或是涉及到死亡，我對死亡的痛恨，我對死亡的抗爭。惟有自由是其中另外的元素。而真正推動我寫作的是我對死亡主題的擺脫不了的情結。”
晚年定居紐約的法拉奇一度在公眾視線中消失。她專心閉門寫作，法拉奇自稱是一個工作狂。每天早晨起來開始工作,直至下午六七點鐘。中間不吃不喝不休息。惟一的活動是大量抽煙。一天要抽掉50根。她既不見任何人,也不接電話，不去任何社交場合。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沒有圣誕節，沒有新年。她說，因為她寫作得很慢，不這樣用功,她覺得內疚。
法拉奇不喜歡書評作者，稱書評家是“失敗的作家，結果惟有艷羨和嫉妒作家”。在她看來，用一篇小小的文章對一個作家花了幾年心血創作的作品評頭論足是不公平的。她認為真正的評論家應該是讀者。
她并不關心評論家如何評論她的作品。甚至不關心人們如何評論她。“一個作家需要時間來檢驗他的價值。生活中的成功對作家來講毫無價值，那僅僅是時髦、宣傳和知名度。一個真正的作家生前身后都應該只是個作家。其作品也應該是超越語言界限的，是全球性的，超越時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