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身拍照對攝影記者來說是“家常飯”。為了第一時間發回報道，這樣的采訪每天都在進行。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在與“非典”殊死搏斗的戰役中，有沖鋒在前的醫務工作者，有正在鎖定病毒尋找解藥的科研人員，更有許許多多的“戰地記者”，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最前沿，為市民發回
第一時間第一地點的報道。
他們曾經深入醫院隔離區，曾經與分離出的病毒血清只隔幾十厘米。作為普通人他們坦承著自己的恐懼，但是誰也沒有退卻。在接受采訪時，“戰地記者”們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這是我的工作，是我應該做的。
-朱玉：新華社記者
參加“非典”報道成了UFO
新華社國內部政文采訪室的女記者朱玉是衛生醫療方面的記者。
進入4月后，關于“非典”的報道已經成了她每日工作的全部內容。光是聯系采訪和回答讀者咨詢，有時一天就要接上百個電話。家里人都說現在人們羨慕CEO、CFO，可是參加“非典”報道的朱玉對老人孩子和丈夫來說卻變成了UFO———什么時候回家不知道，好容易回到家也還是會因為緊急采訪而充滿變數。朱玉說，由于一線記者屬于高危人群，現在只能盡量減少和親人朋友的接觸，連UFO都說不上了。
朱玉還向記者說起了她4月初第一次參加國務院新聞辦“非典”疫情發布會時的情景：“偌大的會場上百名記者，只有一位記者戴了口罩。當時大家覺得這位記者真是有點‘另類’，好像不至于這樣防護。可是現在回頭看看，記者在那時候都沒有充分注意到疾病傳染的嚴重性。”
據了解，朱玉在4月10日左右離京出差。在4月14日回京時，還因為航班上的機組人員統一戴上了口罩而和他們“理論”了一番，但是一到機場，她看到了人群中密密麻麻的白口罩，當時就意識到問題嚴重了。她告訴記者，參加“非典”報道最深的體會就是明白了一個道理：對于人類來說，疾病永遠不會讓你高枕無憂。這次“非典”的流行對人們是個巨大的警醒。記者不僅有責任向市民通報疫情、報道最新消息，還要讓大家了解到，只要人類存在一天，與傳染病的斗爭就不可能停止，只有團結一致共同抗擊病魔，才會取得最后的勝利。
朱玉自己介紹說，對于一線記者，社里非常照顧，和其他記者相比，自己的采訪危險性小，只是完成了本職工作。但是當記者提出見面采訪時，她還是拒絕了，她說她要對采訪她的同行負責。
-王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
從來沒有這么“軟弱”過
央視《面對面》的主持人王志是第一個走進隔離區病房，報道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電視記者。
王志說，這種事情，事前想想，會害怕，事后想想，也會害怕，但真正到了那里，就不會害怕了，因為那么多的醫務人員在那里，我們記者去拍攝，也就呆一會兒，可人家醫生天天在那兒。他說，到了那時候，你就會覺得，不應該去想如何保護自己了。
談起在一線采訪“非典”的感覺，王志由衷地說，最深的感受是兩個字，“感動”。他提到了剛在302醫院采訪姜素椿教授的情況：“采訪時有一個細節特別打動我。當姜教授發現自己不對勁，可能因搶救病人而被感染時，他對老伴說了聲糟了，但直到第二天，他才答應去住院。臨走時，老伴對他說，我去送你吧，但他堅持說不用送。”王志說，老伴想去送他，是因為她很清楚也許這是最后一面了。而他不讓送，是因為怕自己感染老伴。在這一送一推中，就有人間最美好的東西在里面。
他說，從事采訪活動這么多年，從來沒有過這種狀態：軟弱。有些事聽他們說起來非常平凡，但仔細一琢磨，就被深深打動了。醫護人員可能不像堵槍眼的戰士那樣壯烈，但像姜教授那樣，在自己身上大膽試驗，為救治“非典”病人開辟出一條新路，實際上他們可以稱得上是“蹚雷”的戰士。“與他們相比，如果我因采訪‘非典’不幸染病了，我也應該無怨無悔”。
-張麗：北京電視臺記者
進隔離區不敢告訴女兒
張麗非常忙，記者打了3次電話才完成這次采訪任務。在她眼里最值得記者去書寫的是那些奮戰在抗非典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張麗告訴記者，在整個抗非典采訪中，讓她至今難忘的一件事，就是佑安醫院院長去看院里一位因搶救病人而倒下的女大夫。這是她在采訪中惟一流淚的一次。她說，當院長問病中的女大夫，能為她做點兒什么時，病重的女大夫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訴她家里人。像這樣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與他們相比，我又能算什么呢？我真的沒有什么可以讓你們去寫的。
作為一個跑了8年衛生口的北京電視臺老記者，在這次抗非典報道中，她義無反顧地沖在了最前面。張麗是北京媒體中，第一個進入非典隔離病房的女記者。4月7日，她與搭檔只戴了一個薄薄的口罩，就走進了佑安醫院的隔離病房進行采訪。令她沒有想到的是，她當時采訪的朱護士長，在新聞播出的第二天就染上了非典。
現在，最讓張麗掛念的是她今年已經上初二的女兒，為了工作使她無法親近自己的女兒。她說，她現在非常想念她的女兒，她女兒也肯定非常擔心和想念她。為了不讓女兒為她擔心，每次進入隔離區，她都不敢告訴自己的女兒，只能是一個人默默地為女兒祝福。
-劉瑜：北京電視臺記者
遇到好新聞要像個戰士
采訪劉瑜時她正在被命令休息。劉瑜是1996年進入北京電視臺晚間新聞組的。劉瑜說，在這次抗非典報道中，自己有著很多的感受。
在采訪中，令她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在長辛店醫院采訪時，她接到了一位叫任玉霞的護士表姐的電話。在電話中，這位表姐告訴她，任的奶奶在她開始接病人的第二天就去世了。新聞的敏感讓她決定第二天去采訪任玉霞的親人。早晨8點，他們的采訪工作已經結束了。正當他們準備離去的時候，任玉霞的家人問他們，能不能把奶奶出殯的過程幫著錄下來，等任回來能夠看上奶奶一面。面對一個正在抗擊“非典”一線醫護人員家屬的請求，他們二話沒說，扛起機器拍了起來。她說，我們能為這些可愛的醫護人員做點兒事情是應該的。
在北京媒體中，劉瑜和她老公可能是惟一一對夫妻并肩奮戰在報道“非典”第一線的記者。對于新聞，夫妻有著共同的理解。她告訴記者，其實，在抗非典報道中，我們記者就如同戰場上的戰士一樣，當一個好的新聞出現時，就應像戰士一樣義無反顧地沖上去把它記錄下來，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職業習慣吧。
-戴菁菁：北京青年報記者
三次近距離接觸“非典”
戴菁菁是報社里負責各大醫院采訪的記者。“非典”報道開始以后，她就成為除去醫生和護士之外天天到醫院“上班”的人。老去醫院采訪的結果就是經常有機會和病毒碰面。
戴菁菁對三次和“非典”病毒近距離接觸印象很深：第一次是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與記者的見面會上。由于連日來夜以繼日照顧病人，醫生和護士們體力消耗巨大，說話沒什么底氣，為了聽清楚采訪對象的話，戴菁菁和醫生護士們越湊越近，最后連醫生都不得不提醒，記者靠太近會非常危險。
第二次是面對面采訪地壇醫院的蔣大夫，當時蔣大夫在“非典”病房已經工作了一個月，為了防止可能的傳染，在家里都會戴口罩。
第三次是在一家醫院采訪時，收治“非典”病人的一輛急救車停在了她的身邊。
戴菁菁告訴記者，隨著采訪的深入，自己一方面了解了病毒的可怕，另一方面更加見識到了科學的力量和醫護人員的英勇無畏。當一名醫務工作者像聊家常一樣告訴你他(她)在“非典”病房里的日日夜夜，說起好轉的病人時露出孩子般的微笑，可怕的“非典”就再也不是不可戰勝的了。
-蘇冠名：北京娛樂信報記者
曾和病毒相隔幾十厘米
蘇冠名是信報的一名攝影記者。許多親歷“非典”的采訪照片都是由他拍攝完成的。
說起在疾控中心實驗室里和“非典”病毒最親密的一次接觸，蘇冠名表示，這一幕已經刻在他的生命里。
據蘇冠名介紹，那天清早，他還沒有來得及吃早飯就趕到了疾控中心。在穿上兩層隔離服并把臉部包裹得密不透風之后，他被允許在分離出病毒血清的實驗室門外拍照。可是，隔著小玻璃窗拍照的效果不太好，于是他請求進入實驗室。最后，由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拿著試管，他和病毒相隔幾十厘米完成了拍攝。
蘇冠名說：“拍完病毒出了疾控中心，我覺得自己都快餓暈了。可是又因為恐懼不敢在附近吃東西。于是我餓著肚子步行了3站地才找地方放心地吃了一頓早點。不過，想想奮斗在最前線的醫務人員，我真是對自己的膽怯感到慚愧。看來，我這名‘戰地記者’做得還遠遠不夠。”
據了解，蘇冠名和報道組其他記者們早就已經過起了“離群索居”的日子。除了回報社領預防藥品和慰問品之外，盡量不和親人朋友接觸。只要“非典”前線還有硝煙，他們的“戰地生涯”就不會結束。
-于巍：北京青年報記者
采訪所在地有人被感染
于巍負責對疾控中心及醫院的采訪。她告訴記者，有一次去東直門醫院采訪預防“非典”的藥方，在采訪的過程中了解到，這所醫院的幾位醫護人員已經感染了“非典”。于巍說，當時說不害怕肯定是假話，但是，這是自己分內的工作，不可能放棄，而且，醫院里的工作人員也在照常工作，我又怎么能向后退縮呢。據了解，在采訪完藥方之后，于巍還進行了第二次追蹤報道。
現在，于巍已經沒有什么個人生活可言了，她每天早上七八點鐘去市或區縣的疾控中心采訪，下午回報社寫稿，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能夠稍微早一點兒睡覺。
作為女性，誰不在意自己的臉面問題呢？然而，在崇文疾控中心采訪時，于巍看到女消毒員的臉上已經被消毒液燒出了許多的小白點，之后變黑、變干，成為永久的疤痕。但是，為了把出現疫情地區的消毒進行徹底，她們一次又一次地面對飛濺的消毒液，沒有人躲閃也沒有人喊疼。只是在消毒間隙有人說起了獨自在家的孩子，幾位女消毒員都掉淚了。于巍說，和她們相比，我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潘九陽：北京交通臺
有車的地方就會有我們
4月17日，不少北京市民通過交通臺聽到了一則不同尋常的緊急尋人啟事，尋找一名曾在4月16日晚搭載乘客從中央財政金融大學到積水潭醫院的出租車司機。在非典型肺炎已經開始在北京肆虐的情況下，這則連續滾動播出的尋人啟事引起了廣泛關注。
“當天晚上，這則尋人啟事播出了30多遍，我們的電話簡直被打‘瘋’了，問這事的電話起碼有200到300個。”經手這則尋人啟事的北京交通臺新聞部副主任潘九陽對記者說。
據他介紹，當天，向交通臺提供這則信息的是一位女性聽眾，她自稱是那位被證實患上“非典”的乘客的朋友。接到這個電話后，潘九陽立即讓記者給積水潭醫院打了電話，在核實到醫院確實收治了那位“非典”患者以后，他請示了臺領導和有關部門，馬上安排播出訊息。據悉，從4月17日起至22日，交通臺先后播出了六則這樣的尋人啟事。
潘九陽告訴記者，目前，交通臺的節目已根據“非典”防范工作的需要作了一些調整，開播了特別節目《關愛生命戰勝“非典”》，在廣告時段里，暫停了原來收費300元一次的尋物啟事，把時間讓給了“非典”的公益廣告和“非典”的尋人啟事。為了防止“非典”影響到節目的正常播出，電臺目前實行的是雙班制，這就意味著每天上班的工作人員與平時相比減少了一半，而工作量則增加了一倍。對此，潘九陽笑稱：“沒辦法，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只要有車的地方，就有我們’，為了做好防范‘非典’的服務工作，我想大家對此都不會有什么怨言的。”
-張慧然：鳳凰衛視駐京記者
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后怕
今年剛剛過完羊年24歲生日的張慧然來到鳳凰衛視已經兩年多了，也是該臺最早投入“非典”報道的記者之一。這位瘦瘦的、留著短發的小姑娘在忙了20多天后終于能夠在上周末休息了一天，昨天她一直到晚上9點鐘才回家。事實上，這還是比較早的一次。
鳳凰衛視4月初開始成立兩個“非典”報道小組，每個組一個記者加一個攝像，張慧然是第一個小組的記者。由于其他記者有財經或其他報道任務，而且北京衛生新聞的報道一直是她的工作范圍，所以在以后相當一段時間內，鳳凰臺的北京“非典”報道都是她在第一線作的。近一個月以來，她參加了幾乎北京衛生部門的所有發布會，去了地壇醫院近距離接觸“非典”病人和醫生，追蹤過北京西客站離京的實習醫生，也親眼看見北京人民醫院轉移“非典”病人。“就在離我不到10米的距離內，在警車開道下，一輛輛救護車從醫院駛出，里面的醫護人員都穿著防護服。”小張回憶兩天前目睹人民醫院隔離時說。
一個多星期前，張慧然有一次去地壇醫院“非典”現場采訪的機會，當時，她跟其他記者一起穿上了厚厚的防護服，戴上厚厚的口罩，走進了“非典”病房的隔離區，透過玻璃觀察在里面戴著口罩的病人和穿著更厚防護服的護士，覺得疫情還是很嚴重的。“當時只是覺得好奇，沒有覺得害怕，可能是無知者無畏吧，出來之后才發現口罩太大了，有點漏氣，另外可能因為記者太多的緣故吧，消毒還是覺得不太徹底，現在回想起來有一點后怕的。”
-安思喬：路透社駐北京記者
妻子要求加強衛生意識
安思喬開始關注和報道“非典”已經快兩個月了，“非典”的報道已經動員了包括他在內的全部8名記者。用他的話來說，“非典”是一個謎，他心里是有些擔心自己的安全，但是還不至于恐慌。針對外界的危險，安思喬說他從來沒有考慮過退縮，只是希望通過采取更多的措施來盡量避免。“我的工作就是要求這樣。”他說。
在北京工作的這幾年里，北京總有一些有挑戰性的新聞，按理說，他應該適應了，可是他說這次“非典”型肺炎的確出乎一般意料。他們很少接觸“非典”病人，但每天的新聞發布會還是必須參加的。
他說，以前他對一些生活細節不太注意，現在在他的中國妻子(他自己稱“媳婦”)的要求下，逐漸加強了衛生和安全意識。從兩個星期之前，他就開始喝媳婦做的胡蘿卜湯了，據說是便于排氣，促進健康，從兩天前開始吃蜂膠片，每天5個。他覺得工作還是比較累，他開始學會關心自己了：以前每天晚上11點回家，現在10點鐘。
采訪中，安思喬表示對妻子的牽掛，他說更擔心自己媳婦的安危，因為她是一家公司的市場管理人員，接觸的人更多。
安思喬對工作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表示非常贊賞，“他們是在第一線，我們可能在前線，但現在不在最前線，我們其實可以電話采訪的。”
-廖新亮：《海峽時報》北京記者站社長
戴上口罩是怕別人懷疑
新加坡《海峽時報》在北京的記者站，包括社長廖新亮一共有四個人，從昨天開始所有的記者都參與到“非典”的報道中去了。在記者問及作為社長還要去現場報道時，他說：“我首先是一個記者。”
由于總部非常注意他們的安全，最近總部要求他們盡量不要去醫院采訪，但是要參加發布會，打電話核實和報道新聞。從3月份以來舉行了許多場新聞發布會了，但是直到上周北京市衛生局的發布會上他才第一次戴口罩，他說自己并不是很害怕，因為科學知識認為不必要隨時戴口罩。只是從4月20日衛生部發布北京的疫情數字比以前嚴重將近10倍時，他才覺得為了對別人負責，有必要戴口罩，不過主要還是怕別人懷疑自己。
他還記得4月4日當天參加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時，有些人已經對“非典”有所警惕，當然大部分人還是不以為然。當天他有點正常的咳嗽，坐在前面的一位女記者時不時地回頭看，很是緊張，發布會結束后他特意去告訴這個記者說：“不好意思，我咳嗽了，不過你放心，我沒有得‘非典’。”
由于經常出去采訪，廖新亮也比較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他覺得最重要的是通過運動來增強身體免疫力。兩周前，他做了一個“非典”八味藥方的報道，才借此機會一口氣吃了同仁堂的三罐中藥，這也是惟一的一次。
（編輯：王晶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