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安倍經濟學也有不樂觀的一面。黑田東彥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即是讓長期被通縮困擾的日本，在兩年內實現2%的通脹率。但在我看來，日本2%的通脹率不僅在兩年內難以達到，甚至在未來3-5年內都難以實現。

日本的通縮是與其人口結構的變化及工資收入體系緊密相關的，日本是全球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老年人的消費水平相對較低)，近年來國內的工資水平也基本維持不動，日本勞動力市場的彈性非常小，這些是影響日本經濟增長及難以實現通脹的關鍵性因素。

如果希望達到2%的通脹目標，安倍目前的一攬子政策效果是力有不逮的。即使安倍政府再推出額外的量化寬松政策，我依然懷疑2%通脹的政策目標能否實現。因為從貨幣傳導機制觀察，首先受到擴張貨幣政策傳導的是資本價格，也就是說股市和房市價格的上漲會領先于與CPI有關的消費產品價格上漲。

即使貨幣政策繼續加碼，很可能出現的是資產價格新一輪快速增長，那么在達到2%的通脹目標前，安倍政府就要考慮資產泡沫的問題，而這個困境才是安倍經濟學能否成功最大的不確定性所在。

當然，這并不僅僅是安倍經濟學所要面對的難題。因為眼下全球范圍內量化寬松的程度已經超過了實體經濟的需要。

美聯儲剛剛發布的貨幣政策委員的會議記錄顯示，美聯儲正在慎重考慮何時退出、如何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問題。從全球的貨幣政策觀察，經濟學家們也一直在討論，目前的量化寬松政策是不是面臨著規模太大、持續的時間太長、退出的時間太晚等等風險？

其實各國此前選擇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時幾乎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利率政策已經掉入了流動性陷阱，而貨幣政策能做的也只有量化寬松。

按照量化寬松的自有邏輯，是要通過降低利率鼓勵投資或實體經濟活動，遺憾的是由于金融危機之后，無論是銀行自身還是監管者，都在逐步進入一個去杠桿化的過程，導致銀行對于信貸的控制較嚴格；與此同時企業投資的意愿比較低落。

因而現實中我們看到在利率下降后，信貸傳導機制較正常經濟環境下弱化很多，實體經濟并沒有呈現積極的反應。而各國監管者為了刺激實體經濟，只能再推出超出正常水平的量化寬松政策。

但在超標的量化寬松下，經濟在短期內卻并沒有感受到通脹的壓力，這是因為量化寬松并沒有反映在通脹上，而是反映到資產價格上。過去的幾年中，美國僅維持了2%左右的經濟增長率，這對于美國來說是一個相對較差的數據，可是美國的股市自2009年的低點以來卻翻了一倍有余。

與此同時，由于金融市場的利率回報率下降，許多投資者開始向風險性資產轉移，這無疑會加重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而上述種種都是我們為應對短期的經濟問題在中長期會付出的代價。(作者為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