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5日公布，其中提出將廢止勞動教養制度。至此，經年爭議終于塵埃落定。這一旨在回應民意銳意改革的“歷史性決定”，被視作中央決意尊重和保障人權所邁出的關鍵一步。

中共作“歷史性決定” 回應民意保障人權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后的第三日晚間，作為全會最重要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即獲公布，這份文件因決定中國未來5至10年走向而備受矚目。

值得注意的是，繼中共首次在全會公報中提及“人權司法保障”概念之后，這一表述也被寫入15日晚間公布的這一綱領性文件中。《決定》第34條明確寫道，“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而更為引人關注的是，《決定》第34條明確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這意味著，這項在中國存在數十年之久且飽受爭議的制度將成為歷史。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予以極高評價，他說，“這是在中國法治理念不斷深入、法律制度不斷完善、人權保障在制度層面不斷得到推進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歷史性決定。”

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看來，這是一個較大突破，也是對民意的回應。他向中新網記者談道，勞動教養制度雖然在歷史上曾有一定作用，但它確實存在法律依據不足、不利于人權保障等問題。

“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國家核心價值，在這一背景下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應該說是正當其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焦洪昌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焦洪昌看來，這不僅僅是一項制度的廢立，更是一種國家理念或精神的彰顯。

經年爭議終平息 “廢”“立”透露多重要義

作為一項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制度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時至今日，這一飽受爭議的制度已走過半個多世紀。

馬懷德介紹，勞教制度的誕生，當時主要是對流動人口，特別是對農村流入城市又有輕微違法行為的人采取的一種管制措施。后來通過幾次制度改革和適用范圍的擴展，勞教制度變成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犯罪行為的措施，適用范圍隨之擴大的同時，方式也日益顯出行政色彩。

“這一制度存在數十年，盡管有客觀原因，且在歷史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已日益顯現。”確如焦洪昌所言，學術界、律師界普遍認為，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十分緊迫。尤其近一段時間以來，坊間對于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漸高。

談及這一制度的弊端，王錫鋅說，雖然在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背景，但隨著中國民主法制建設和人權事業的不斷推進，勞動教養制度與當下憲法關于人權保障有關條款、立法法以及行政處罰法等既有法規都是相沖突的。

在焦洪昌看來，中央此次下決心廢止這一制度，應有三方面背景。首先，法治中國的核心是通過司法來保障人權，但在程序上，勞動教養制度對人權保障是不健全的。其次，中國早在上世紀末就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勞動教養制度明顯與其中人身自由權原則不相適應。另外，這一制度與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有關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價值是相違背的。

基于此，輿論認為，中央這一重要舉措體現多重要義，其中包括“避免侵犯公民權利事件發生”、“維護法律權威，為推進法治中國提供保障”、“履行國際義務，提升國家形象”等。

“空白地帶”如何填補？ 學者建言教育矯治立法

“廢除勞教制度以后，對于那些介于一般違法與犯罪之間的‘空白地帶’，法律該如何有效填補？”有輿論如是表達關切。

不破不立。在焦洪昌看來，中央在宣布廢止這一制度的同時，也透露出“立”的端倪。緊隨“廢止勞動教養制度”表述其后，文件明確提到，“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中央既然廢止這一制度，肯定考慮了制度的銜接，無論街道還是小區，都應建立相應機制，這對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提出更高要求。”焦洪昌說，屆時，社區能不能消化容納這些人，以免成為社會中不穩定因素，都需考量。

王錫鋅也認為，“廢”的同時，強調了“立”。而未來的“立”，不應是"換湯不換藥"，否則，就失去了“廢”的意義。對于一些違法行為的矯正，相關法律制度需要進一步跟進。

此前，廢除勞教制度之后的改革方向尚有不同認識。馬懷德對于入罪化觀點并不贊成，他說，因為這一方案不利于違法行為人的改造和教養，也沒辦法真正意義上減少犯罪。與之相較，他更傾向于教育矯治立法，這也是目前學術界和實務界漸成共識的觀點。

在馬懷德看來，教育矯治立法是改革的關鍵，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之后，就應加緊制定《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從違法行為教育矯治的對象、期限、場所、主體、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確規定，目的是讓這種制度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而不是讓其陷入違法的困境。

馬懷德說，此外，還要完善相關制度，縮短教育矯治的時間期限、實現教育矯治場所的多元化、明確教育矯治的對象，建立由行政機關提出教育矯治申請，人民法院最終決定的程序制度，切實地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同時保障被矯治人員的基本人權。

對此，王錫鋅指出，“這種矯治應該強調防止對人身自由的剝奪或較嚴格限制，應該引入有效的程序控制，特別是司法程序的控制。”(記者 馬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