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學著燙發、跳迪斯科的時候，他們也許不曾想到，地球另一端有人認為中國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當時在巴西已經有一場激烈的討論了。媒體報道說中國已選擇了資本主義。巴西共產黨信以為真，還和中國斷絕了關系。”這是巴西“紅二代”弗拉迪米爾·波馬爾對當時情景的回憶。彼時45歲的他在巴西從政，父親佩德羅·波馬爾曾是巴西共產黨高官，訪問過中國并受到周恩來接見。

父輩對中國革命激情澎湃的談論使弗拉迪米爾·波馬爾一直關注著中國發展的進程，他經常聽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葡語廣播，并接觸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著作的西文、法文版本，而當時國內的論戰讓他迫切想了解中國發生的變化。

1981年6月，弗拉迪米爾·波馬爾最終如愿以償，帶著大大的問號，和妻子第一次來到中國。

行程很緊，始于北京，包含成都、重慶、南京、杭州和上海，甚至還包括建設大壩之前的三峽。參觀的重點是正在進行改革的農村，他們和中國人對話，也和社會團體有接觸。“我們對價格調控和家庭承包對產量增加的作用非常驚奇，對過去的人民公社改造成農產品加工出口企業也很吃驚。”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開始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農村，不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推廣，糧食統購價格也大幅提升。在1981年，中國還明確了個體經濟的地位。

“我的朋友們認為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我并不這么看。”弗拉迪米爾·波馬爾說。“我在60年代中期就設想，中國可能需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才能解決發展的問題。當1978年得知中國有所‘改變’后，我毫未遲疑地相信這些變化代表著一條必由之路。”

經過22天的“親眼所見”，波馬爾認為自己的觀點得到了證實，他相信“中國沒有選擇資本主義，而且將會迎來更大的發展。”

1984年，巴西國家隊到北京工人體育場參加“長城杯”國際足球邀請賽，弗拉迪米爾·波馬爾也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任務是幫助建立巴西勞工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

這次行程讓他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改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國后，他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本關于中國的著作《中國謎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詳細分析了中國的改革，在開篇第一章，波馬爾寫下“中國睜開了眼睛”。

“我相信中國的生產力將會有大發展，然后帶動社會和文化發展。”波馬爾說，“書出版后，我的觀點有人聽到了，但是沒有得到重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我在做夢，而且中國經驗就是一個短暫的泡沫。”

事實證明，他不僅沒有做夢，而且是一位睿智的學者。1978年到2012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3645億元增長至51.9萬億元，增長了140多倍。

“后來，開始有人認識到這本書上80％的預言都實現了，但這并不是我的智慧，而是中國人民的智慧。”波馬爾說。

作為中國問題專家，波馬爾后來又陸續出版了《中國：十九世紀的龍》、《中國革命》和《中國：破解謎團》。在對中國多年的關注和研究中，他對中國領導層一些做法印象深刻，如數家珍。“比如在制定戰略規劃時著眼于長期，決策時先局部實驗再做出全局性的決定，循序漸進地發展經濟而不采用休克療法，把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發展相結合，還有并不怕承認自身的落后。”

1996年，波馬爾第三次來到中國。與他第一訪華時相比，此時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波馬爾的人生軌跡也已改變：棄政從商后，他此行的目的是組織對中國感興趣的巴西企業家來訪問。

2003年，他創立了一家咨詢公司，幫助巴西引進中國投資，同時受到巴西政府的邀請，參與巴西前總統盧拉訪華的準備工作。2004年，在他的組織下，首個“巴西國家展”在北京舉辦。

到現在，波馬爾的公司在北京CBD設有辦事處。除了做生意之外，波馬爾的公司還牽線搭橋，幫助中巴的一些省州和城市建立了友好關系。

角色的轉變，并沒有讓弗拉迪米爾·波馬爾停止對中國觀察，而是豐富了他的觀察角度。

從1996年后，波馬爾每年至少來中國一次，感受著，思考著。他發現“在處理發展本身帶來的問題上，中國每屆政府都有戰略調整”；在他看來，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多年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而近些年建設強有力的國內市場成為了中國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

波馬爾還感覺到這個國家正努力普及公共服務，在全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讓這些惠及全國的每一個人。“我還認為中國正進入第四次科技革命階段，在努力提高生產力的同時，卻面臨工作崗位不斷減少的挑戰。”波馬爾指出，雖然這個進程要持續30到50年，但需要現在就著手解決，而這可以通過完善失業保險、豐富就業項目以及發展文化和科技來實現。

“我相信這些會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得到討論。我希望中國改革30多年產生的社會問題將是會議討論和決策的重點，”波馬爾說。“盡管未來會遇到更大的挑戰，我相信中共和中國政府能夠保留她的社會主義本質，并成功地面對現在和將來的挑戰。”（記者畢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