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地,紛紛出招嚴控人口規模,啟動產業轉移外遷;重大項目推“人口評估”,建設城市副中心;探索積分政策控制外來人口。

面對人口資源環境矛盾這個躲不開、繞不過的發展難題,人口調控能否遏制住城市“肥胖癥”?

人口降速迫在眉睫　多地出臺“控人”新政

人口規模過大,是當前不少大城市的鮮明特征,多地的人口增速之快,更是將城市總體規劃中人口控制目標遠遠“甩”在身后。

北京市常住人口截至2013年底突破2114萬,超過2020年1800萬人左右的控制目標;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達到2380萬,超過2020年1850萬的預測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過880萬,超過2020年規劃值。

人口暴增引發了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資源緊缺等諸多“災難性”難題。實際上,北京等地早在幾年前就建立起了人口調控責任制度,將人口規模納入考核指標,但人口增速始終難以掌控,“城市病”越積越深。

人口資源環境矛盾是現階段躲不開、繞不過的發展難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發展全局,多地開始“出招”對人口進行調控。

“功能疏解”,合理外遷部分產業。北京今年將重點啟動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場整治和外遷工作,帶動人口的分流。包括動物園批發市場在內的四大商業交通堵點治理已開始進行前期工作。

均衡發展,建設城市副中心。上海堅持城市建設重心向郊區轉移,加快郊區新城鎮和新農村建設等內容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杭州市提出“科學劃定主城區開發邊界,推動城市建設中心向副城、組團和新城轉移”。

“積分”進城,規范外來人口落戶。近期召開的武漢市農村工作會議傳出消息,繼廣東、上海等地之后,武漢市將在中心城區探索試行外來農民工積分入戶政策。“積分”入戶的標準通常由知識水平、技能狀況、居住情況、參保情況等部分組成,對優化入戶人口結構起到積極作用。

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鵬表示,關鍵是要推動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城鎮化路徑。區域均衡發展,資源向周邊疏散,中心城區的人口資源壓力就會減輕。

大城市“負債累累”,“開藥方”直面多重矛盾

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全國有31個城市的汽車數量超過100萬輛,其中,北京超過500萬輛,超過200萬輛的城市包括上海、廣州、杭州等8個。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從外省調水“解渴”;在廣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學學位緊張、“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是當年出生的流動人口增幅超過20%。

龐大的人口規模,令大城市更像一個氣喘吁吁的“肥胖癥”患者,“負債累累”導致難以正常行走。一些地方出臺了包括“提價、設卡、限制”等多重政策在內的“組合藥方”限制人口數量。專家指出,出臺“限政”的同時還應直面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對諸多“頑疾”對癥下藥。

人口膨脹與“用工荒”并存。數據顯示,近十多年來,北京市常住人口以年均增長超60萬人的速度發展,相當于每年增加一個中等城市,其中外來人口占了大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春節剛過,北京街頭一些餐館的門外,張貼出招聘廚師、服務員的告示,家政機構也曝出“保姆荒”“月嫂荒”。

“一面是人口增加,一面是‘用工荒’頻現,表面上看是一對矛盾,實際上是城市承載的功能過多,大量人口涌入對服務業需求的乘數效應越來越大。”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葉裕民表示。

“大城市集聚了眾多的資源和特權,擁有的教育、醫療等各種公共服務水平更是遠超過其他城市。”易鵬說,單純的行政手段控制肯定難以起到實效,在“北上廣”等特大城市,多個人口疏解項目處于半停滯狀態。

“有的城市在前一天開會時還討論要疏解人口,第二天又討論怎么發展產業,鋪攤子。”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助理高揚表示,這種思路還沒有擺脫對傳統產業的依賴,一方面經濟發展要以人造城,以業興城,另一方面人口臃腫又不得不因城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