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從2010年開始持續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議。今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3939號建議的答復》中表示，完全贊成孫曉梅代表提出的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議，“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未成年人保護層面，廢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12月8日《北京晚報》）

隨著幼女受性侵事件被曝光的數量逐年增加，關于廢除嫖宿幼女罪的聲音也在不斷增強。盡管如此，廢黜該罪卻一直未能付諸立法實踐。究其原因，關鍵在于立法部門與執法實踐者對“強奸”和“嫖宿”兩者的的認知歧義。

嫖宿幼女罪存廢之所以引發爭議，緣于按照現行刑法規定，奸淫幼女作為強奸罪的法定從重情節，可按照強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則為5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由于司法實踐中存在對“嫖宿”性質的爭議，往往導致同罪不能同罰的尷尬。對如此大相徑庭的懲處差異，執法部門建議從立法層面予以取締，即將“嫖宿”歸并于“奸淫”，而立法部門則傾向于對執法環節的誤讀矯正。

應該說，就成年男女的不正當關系而言，判定“強奸”與“嫖宿”的區別顯而易見。即是否違背當事婦女的本人意志，或該婦女是否處于意識清醒狀態。但對于身心發育不成熟、尚不具備性決定能力的幼年而言，這種情形判斷則應另當別論，即不能用成年人的認知解讀與幼女的性關系。事實上，無論是利用強制、脅迫、引誘、欺騙手段實施，還是以有償性為前提，即使幼女表示同意甚至有某種性暗示，只要成年人知道或應該知道對方是幼女，都應當視為強奸，畢竟她們還是涉世未深的孩子。這種“一刀切”的定罪量刑，有利于打擊對幼女的性侵行為，實現對“兒童最大利益”的保護。

再者，“嫖宿”意為“性交易”，設置“嫖宿幼女罪”罪名等于間接認可了幼女的“妓女”、“賣淫女”身份。在筆者看來，刑罰定罪既應當考慮罪名之間的邏輯嚴謹，有利于執法者的司法判案，也要顧及受害者的人格尊嚴與引發的社會效應。這種疑似標簽性的定罪無疑具有對受害幼女的污名化之嫌，既無益孩子的身心發育，也是對社會風化的一種誤導。

也許，我們可以用“司法解釋”的辦法進一步明確“嫖宿幼女罪”的法律適用界限，但與其多此一舉的解疑釋惑，倒不如干脆一筆勾消。更為關鍵的，從幼女心智不全的生理局限和最低限度保障幼女權益的角度出發，所謂“嫖宿幼女”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某媒體一項在線調查也顯示，廢除嫖宿幼女罪擁有92.17%的民眾支持率。

人們期待具有罪名無厘頭、司法有糾結、幼女污名化、教化有誤導、民眾存質疑等多重悖論的“嫖宿幼女罪”，早日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