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井下蝸居”的消息引起眾多網友關注。經過探訪附近十多處井下發現，每個穴居井蓋有兩個出口通向地面，在平均不足6平米的“蝸居”空間里，堆置著各類生活用品，例如吃剩的饅頭、用過的被褥、衣服、蠟燭、球鞋、雨傘等等，住在這里的男女老少中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4歲。中新網記者金碩 攝

近日，一則“井下蝸居”的消息引起眾多網友關注。經過探訪附近十多處井下發現，每個穴居井蓋有兩個出口通向地面，在平均不足6平米的“蝸居”空間里，堆置著各類生活用品，例如吃剩的饅頭、用過的被褥、衣服、蠟燭、球鞋、雨傘等等。圖為12月6日上午，位于朝陽區麗都廣場南門附近的多個熱井，不少酒店工作人員用水泥封堵井口。中新網記者金碩 攝

近日，一則關于“井下蝸居”的新聞引發社會對于城市救助的討論。專家分析，臨時性的城市救助無法根本解決“井居之困”，在中國開啟改革新程之際，“井居現象”再次提醒，須強化社會“兜底制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井居現象”引來城市救助質疑

在北京市朝陽區麗都廣場南門附近多處井下，不足3平米的簡陋空間里，住著一些白天外出謀生、晚上下井休息的人。在他們之中，不僅有正值壯年的洗車工，還有以撿廢品為生的獨居老人，有住戶已在此“井居”20年。

北京繁華地帶、井下生活20年、省錢供孩子讀書、晚上下井睡覺……新聞中這一連串反差較大的關鍵詞讓“井居者”迅速成為網絡熱詞，他們居住十余年的“家”也迅速引來了城管、警察以及記者的圍觀。

根據媒體報道，幾處井口6日已被相關部門封死，井內東西也被掏出。其中一位執法者稱，早上5點多在此看到，有住井者攜帶值錢物品已經離開。

此外，6日15時許，北京市朝陽區救助站工作人員來到位于麗都飯店附近的地下蒸汽井周邊守候。工作人員說，他們將在此等候原本居住在井下的人并提供救助。

記者在現場看到，救助車內有許多御寒棉衣。北京市朝陽區民政局一趙姓副局長表示，會全力救助居住在井下的人，但需遵循自愿原則。另據現場工作人員表示，救助車長期守候在此并不現實，為此希望廣大市民發現線索后及時與救助站聯系。

住了20年才來救助，相關部門早干嘛去了？封井不是本事，怎么不給他們提供住所？為何“井居者”寧愿與城管打游擊也不愿去救助站？……顯然，執法部門的“封井”難以掩蓋網友對于城市救助為何失靈的追問。

專家：臨時救助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10年前，中國以新的“救助管理辦法”取代收容遣送制度。新的救助管理辦法中，自愿受助成為基本原則，救助對象也主要鎖定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包括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農村五保供養，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

“根據現行救助管理辦法，顯然這些白天外出務工、晚上下井居住的城市打工者不在救助范圍，此外，這些自食其力的打工者，他們也不愿把自己當成流浪者接受救助。”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談道。

其實，近年來，現行救助辦法覆蓋范圍偏窄，法定救助對象與社會救助需求的脫節問題也被輿論廣泛關注，民政部門亦已表示將探索放寬救助范圍和標準。

然而，城市救助實際效果遭受質疑的同時，在城市救助的實際工作中，救助工作人員也在抱怨，多來越多“拒絕救助”的現象，讓自己的工作出現“兩難”尷尬。在媒體對于北京“井居者”的報道中，一些“井居者”就明確表示不愿接受救助，為此甚至與城管人員“打游擊”。

報道中，晚上“井居”、白天賺錢供養三個孩子讀書的王秀清就談到自己拒絕去救助站的原因：“要救助就連我們一家五口都救助了，救助我一個，一家人沒吃喝。”

“救助畢竟是臨時性的，而他們的困難在于長遠的生計問題，救助站能讓他們住一段時間‘救急’，但是以后他們去哪呢？”在唐鈞看來，即使調整現行的救助管理政策，擴大救助對象范圍，也無法給予“井居者”長遠的幫助。

“井居”之困何以破題？

正如專家所言，臨時性的城市救助可能解決不了這些“井居者”的根本生計問題，但是對于這些天天與井底熱力管道生活在一起的人們，相關職能部門不能袖手旁觀。

“根據自愿原則，‘井居者’如果不愿去救助站，相關部門則不能強求，但相關部門也不能坐視這些人一直生活在井下，出于安全考慮，應切實保障他們基本的生命安全。”唐鈞說。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鐘君看來，“井居現象”有著社會貧富分化和城鄉差距凸顯的大背景，從長遠來看，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井居者”之困，需要城鎮化進程的科學推進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

鐘君向中新網記者談道，與旨在“救急”的城市救助制度相比，更應該做的工作包括：一方面，切實加快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證城市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的全覆蓋，發揮社會保障制度的兜底效應；另一方面，穩步推進人口流動的“梯度城鎮化”，城鎮化應在農村、小城市、中等城市間及大城市間有序梯度推進，力求減少貧困人口直接進入大城市后的貧富落差，“這是減少城市赤貧人群的一項重要工作。”

此外，鐘君表示，對于弱勢群體救助和保障，政府還應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充分培育慈善類社會組織并充分調動這些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對于社會救助，有時候政府工作資源有限，效率較低，需要城市志愿組織、慈善類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同時要努力營造整個社會的關愛氛圍，這應是建立長效社會救助機制的重要方面。”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11月也強調，完善養老保險、基本醫療、社會救助等制度，構建相互銜接、運行有效、保障特困群眾的兜底制度，防止沖擊社會心理底線的事件頻繁發生，使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在專家看來，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大幕拉開之際，“井居現象”再次提醒，須強化社會“兜底制度”，加快推進社會改革。“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的‘改革內輪差’凸顯，部分弱勢群體利益受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亟待全面深化。”鐘君稱。(記者 闞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