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2病歷顯示原發癌非肝癌

主辦方不僅設置了圖片展區，還設置了實物展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孫中山的病歷。

1925年1月26日，孫中山病勢加重，被送到北京協和醫院進行手術，被確診為肝癌。長期以來，很多書報資料都記錄孫中山死于肝癌，而此次展出的病歷顯示事情并非那么簡單。北京中山堂管理服務辦公室副主任孫書文說：“病歷清清楚楚地顯示，孫中山患的原發癌并非肝癌，而是膽囊癌和胰腺癌，只不過后來轉移到肝臟。”

由于協和醫院是教會醫院，醫護人員多為外國人，所以孫中山的病歷原件也用英文書寫。展覽展出的病歷是孫中山先生逝世病理原因的權威證明，為了復印這份病歷，北京中山堂煞費苦心。孫書文告訴記者：“我們到協和醫院去申請復印病歷，但院方說這涉及到偉人的保密問題，不能復印。院方還拿出厚厚一摞復印申請書給我們看，稱申請書多達幾百份，想復印的人相當多。后來，我們又找到衛生部和中央保健委員會，多方反復申請，協和醫院才答應給我們復印。北京中山堂也是唯一一家獲準復印病歷的單位。”

看點3宋慶齡婚書簽名為“宋慶琳”

史料一直記載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婚時間為“1915年10月25日”。此次展出的孫中山與宋慶齡的結婚《誓約書》顯示，結婚日期為“10月26日”。這是為何？孫書文說，他們的結婚日期的確是10月25日，只因日本和中國一樣，都認為雙日吉利，所以在誓約書上寫作26日。

《誓約書》上宋慶齡的簽名為“宋慶琳”，莫非是筆誤？孫書文解釋道，宋慶齡的父親十分敬仰林肯，所以將3個女兒的名字最后一個字都定為“林”。而宋慶齡的母親則認為，“林”字不適合女孩子，就在“林”前加了個“王”旁，變成了“琳”。后來，宋慶齡又將“琳”字改為“齡”，因為她覺得南方人琳、齡不分。《誓約書》上用“琳”代替“齡”字是因為“琳”字易寫，而且宋慶齡小時候的確叫過“宋慶琳”這個名字。

《誓約書》上孫中山和證婚人和田瑞都蓋了印章，而宋慶齡卻沒有。孫書文說，宋慶齡本人曾就這個問題做過解釋，她當時年紀很小，還沒有印章。《誓約書》用日文擬就，一式三份，分別由孫中山、宋慶齡和證婚人和田瑞各存一份。

看點4尊稱“國父”非始于1940年

孫書文說，反映孫中山三蒞北京的圖片是首次在廣州展出，非常稀有，很值得一看。

1894年夏，為了“窺清廷之虛實”，28歲的孫中山第一次到北京作實地考察。當時甲午戰爭爆發在即，但北京仍在大肆籌備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從西直門到頤和園沿途要搭建經壇、戲臺、牌樓等景觀，為慶壽花掉白銀219萬兩。孫中山后來回憶京津之行時說：“最后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之齷齪，更百倍于廣州。”更堅定了他推翻清廷以救中國的決心。

推翻帝制不久，全國時局動蕩，為鞏固新建立的共和制，孫中山先生不顧個人安危，1912年8月北上，第二次來到北京。孫中山8月18日從上海啟程，24日到達北京前門火車站。袁世凱派朱漆金輪馬車將孫中山迎至迎賓館下榻。住進當晚，袁世凱即派官員接孫中山至鐵獅子胡同總統府，設宴為孫中山洗塵。至9月16日，孫中山與袁世凱在迎賓館或總統府共會談13次。為迅速實現全國統一，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孫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在夫人宋慶齡等陪同下，抱病離開廣州，經香港、上海、日本神戶，于同年12月4日抵達天津。在天津他舊病復發，仍抱病同各方人士商討國事，并不顧危險毅然進京，于1924年12月31日抵達北京。1925年3月12日在京逝世，在北京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歲月。

孫中山逝世后，北京各界人士悼念國父的場景，在此次展覽中得到了詳細呈現。不少文章說，尊孫中山先生為“國父”，是在國民黨中央1940年3月作出決議之后。而展出的圖片顯示，其實可以再前溯15年。各界民眾在社稷壇公祭孫中山先生，挽聯和花圈無數，其中有挽聯就以“國父”尊稱中山先生，如“國父云亡，白叟黃童齊下淚；邦人多難，凄風慘雨浩傷情”。

解密 兵變突圍中宋慶齡小產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將總統府設于廣州越秀山南麓的軍政府舊址(現廣州中山紀念堂所在地)，1922年6月16日，由于與孫中山政見不合，陳炯明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一六”兵變，總統府毀于炮火。

廣州中山紀念堂負責人介紹，在本次兵變中，宋慶齡為了孫中山的安全，執意讓孫中山先走。她說：“中國沒有我宋慶齡可以，但是不能沒有孫中山，你快走！”經宋慶齡再三懇求，孫中山答應先走，但是命令50多名衛兵全部留守。等到宋慶齡撤退的時候，已經很危險了。炮轟總統府的炮火已經非常激烈，幾乎是很難通行。正是在驚險突圍中，宋慶齡不幸小產，終生未能添一兒半女。

對于孫中山傾力栽培、予以重任的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一事的原因，史學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陳炯明背叛中山先生；一種說法是陳炯明一直堅持“聯省自治”、反對武力統一中國，而孫中山則一心想實現武力打垮各軍閥，建立統一的民國。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吉奎表示，無論是何種原因，陳炯明兵變最終致使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遭受了一次最為沉重的失敗，也使非常大總統府毀于一旦，令人深為痛惜。兵變也間接使蔣介石因協助孫中山先生在永豐艦指揮艦隊與陳炯明的叛軍作戰而受到重用，奠定了蔣介石在國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如果沒有永豐艦事件，中國現代史將會重新改寫。(記者/雷輝 通訊員/陳欣徐楠)

實習編輯 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