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解的出路

準備了一晚上，什么都沒有搶到，小龍不太能接受這場搶劫計劃的失敗。他說，當時身上已經一毛錢都沒有了，可是，他迫切地需要錢，去買一張火車票，離開這個地方。

小龍想去北京，一個他第一次見到地鐵和電梯的地方。不過，他已經不太記得該怎么去北京了。兩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還是老鄉帶著他，逃票坐上了火車。

在陌生人面前不愛說話的小龍，總是繃著一張臉，額頭上勒出與他16歲年齡不相搭配的抬頭紋。但是只要一說起普通話，一說起北京，他整個人都放松了，偶爾還能露個笑臉。

他對北京生活的印象，只有三個字：“好著嘞！”他在北京當過后廚，做過保安，還在肯德基做過冰激凌。在他的描述里，在北京每個月能賺三四千，還包吃包住，盡管住的只是四五個人拼一間的地下室。他說，自己兩年賺了4萬塊錢，還寄給了爸爸1萬7。

但小龍爸爸說，從來沒有收到過兒子寄來的錢，他甚至很少接到兒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對于兒子外出打工的事，總是懸著一顆心。娃出門打工的時候，還不到他的肩膀高，兩年沒回家，再見面已經比自己還高了。不僅個子長了，還學會了抽煙，一天至少抽半包，胳膊上也不知什么時候烙下了一個個圓形傷疤，像是被煙頭燙過的。

小龍爸爸也外出打過工，在深圳給人鋪路，干了4年，帶著幾萬塊錢工錢，和一身的風濕病、動脈硬化回來了。他回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給家里蓋房子。他把小龍從北京叫回來，要他待在家里看屋子，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外面社會太復雜，我怕他出去出事”。

可是，待在家里對小龍來說太難熬了。在這個小村子，生活只有兩種模式，出門種地，回家做飯，頂多再多一種模式，外出打工，回來蓋房子。

如今他家雖然蓋起了全村唯一一戶貼著亮白色瓷磚的小平房，但姐姐在外地打工，71歲的奶奶要下地干活，爸爸要去地里用扁擔挑麥子，白天只有他守著6間空蕩蕩的房子。屋里唯一的裝飾品插在窗戶把手上，是兩根彩色的野雞毛。

從沒出去打過工的小康，并不太理解小龍的焦慮。他唯一一次走出彬縣，是12歲那年發高燒，爸爸抱著他去西安看病。小康爸爸說，他們在醫院門口排隊，掛了3天號才看上大夫。夜里抱著小康輸液，他看著臉色透紅的兒子半夜突然醒過來，在擠滿陌生人的掛號隊伍旁邊來回打滾，自顧自地瘋跑起來。照小康媽媽的說法，那次看病耽誤，可能把兒子的腦子“燒壞了”。

小龍說，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在那里，他在賓館門口當保安，穿著淺藍色的制服，感覺自己跟進了“特警隊”似的，特有面子。他不會上網，但是偶爾有人請客，帶他去網吧的時候，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看那些穿著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在電影里抓壞人。小龍跟審訊他的警察說，他本來的理想，是要當一個警察的。

在北京，小龍還談了人生第一場戀愛，女朋友是同在賓館打工的服務員。小龍說他前前后后給了女孩近1萬3，叫她買衣服，或者寄給家里。后來，小龍發現這個女孩早就有男朋友，從一開始就騙了他。但小龍說，他還是告訴女孩，“有事再來找我”。

但現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爸爸不給他路費，自己打工賺的錢又少。他在火鍋店負責切菜，廚師長常常看到他一個人站在角落，一言不發地切一上午菜，三下兩下就能把一整條魚帶著血剁成一塊塊的，然后就從后門出去，一個人到天臺抽煙。

那個天臺上并沒有什么好風景。在這個三層小樓的屋頂，環顧四周只有上世紀80年代蓋的機關單位大院，門口坐著如他父親一般年齡的勞工，在馬路牙子上等待活計。遠處正在蓋大樓，一架架起重機轟隆地響著。

再往遠處，就沒有別的新玩意兒了。彬縣在古代是流放官員的地方，范仲淹就曾經被貶到這里當地方官。除了高樓跟當年長得不一樣，放眼望去，四面依然是如圍墻一般的山。